他放弃普渡大学最高教授称号，全职归国加盟这所特色高校

今年夏天，美国普渡大学授予沈捷“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称号，表达对他在普渡数学系21年教授生涯的高度认可。“杰出教授”是该校最高级别的教授称谓，取得这一称号后不仅声望、薪资双升，更能在研究资源、学术自由度等方面有更宽裕的选择。

然而，这个足可令人名利双收的称号，在沈捷身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月。8月底，他应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校长陈十一之约，全职加入东方理工，并出任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身边的同事、朋友，好多人都不理解我这个决定。”沈捷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说，“但其实我想回国的念头，已经有十多年了。”

在已近退休的年龄回归祖国，沈捷丝毫不担心会有人说他“回来养老来了”。恰恰相反，他反而担心在国内能不能想干多久就干多久。

和北大数学系的同班同学张益唐不同，沈捷的研究方向是应用数学。选择加入东方理工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他想继续沿着应用数学与交叉学科的方向“再创业”。至于还能干多久，他跟记者说，他还不觉得老，“咱们走着瞧”。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沈捷的专访。

沈捷 受访者供图

归国念头早已有之，付诸行动“得到夫人首肯”

《中国科学报》：普渡大学授予你“杰出教授”称号没多久，你就回国来了。不觉得可惜吗？毕竟这是非常高的认可，也是你在普渡大学这么多年应得的。

沈捷：

所以我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特别是普渡大学的同事都不理解。因为“杰出教授”是普渡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不仅是一个好听的称呼，还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更高的学术自由度。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下定决心回国的？

沈捷 ：

其实我想回国的念头早就有了，已经很长时间了。陈十一校长当初在南方科技大学担任校长的时候就动员过我，不过那时我的小女儿还在上中学。现在她上大学了，我在得到夫人的首肯之后，就下定了决心。

《中国科学报》：你放弃了这么多，陈校长有没有表示要补偿点什么？

沈捷：

（笑）那倒没有。我想着既然答应了陈校长，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选择加入东方理工：“感觉这里更适合我”

《中国科学报》：你并不是宁波人或者浙江人，为什么选择加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

沈捷：

这是我回国的另一个理由，我觉得在东方理工的工作值得期待。

《中国科学报》：东方理工大学可能跟传统的高校不太一样。这是一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办学理念、管理方法都很新。

沈捷：

是的，这一点是促使我下最后决心的最大因素。在回国之前，我还有点担心不一定特别适应国内的环境，但东方理工的微环境可能比较适合我，这里有一批和我经历类似的学者。

《中国科学报》：是说这里的学者跟你有着相似的经历或背景，做事风格、学术理念、做研究的态度和品味也类似？

沈捷：

差不多这个意思。客观来说，现在国内和国外的科研环境确实差别比较大，东方理工这类新型高校，风格上跟国际接轨，可能学术氛围更适合我这种在海外待了比较久的人。而且这边人事关系之类的都更简单一些，没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要处理。

另外，就是这里有很好的机会，我在这里有机会从头创建一个数学学院，当然也有很多挑战。

《中国科学报》：你在东方理工也有几个月了，有没有一件事，让你觉得这所学校在管理上或风格上比较契合？

沈捷：

有很多。这边做事都比较讲求效率，比如出国出差申请，一般都会有很多繁琐的环节，在这边程序就简单一些。不是稍微简单，是非常简单。

不畏“回国养老”说辞，能干多久“走着瞧”

《中国科学报》：你已经到了可退休的年龄，在这个年纪回国，你不担心有人会说你“回国养老”吗？

沈捷：

我不担心。在美国我早就是终身教授了，而不是我在美国没工作了才回来。我反而担心，在国内会不会被退休年龄限制住。

《中国科学报》：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沈捷：

我考虑过这件事情。在美国，前面几十年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为后面打基础，成为终身教授后，可以轻松一点，也会有更多选择，比如可以想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在国内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中国科学报》：东方理工应该不舍得让你很快就退休。

沈捷：

（笑）我想不会。一般单位可能到60岁就退休了，但在这里可以比较灵活。

《中国科学报》：你有没有想过要在东方理工工作多久？

沈捷：

我也不知道，至少现在没觉得自己老了。反正走着瞧吧，以我现在的身体，肯定能干5年以上。

《中国科学报》：你在普渡大学工作了22年，现在又来到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建立数学学院，有没有一种“再创业”的感觉？

沈捷：

有一点。但我们做数学的还好，也不用建实验室，就是要招聘优秀人才，各类长聘和准聘教授、博后、学生，把科研和教学体系架构起来。

出任数学学院院长，招人“主打国际化”

《中国科学报》：我注意到，你已正式被任命为东方理工的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在东方理工建立数学学院，你有什么样的规划或想法？

沈捷：

因为我们是“理工大学”，所以我们在规划中，想要在保持传统数学学科的重要方向之外，侧重开展一些交叉研究，这样也能很好地利用东方理工在工科和信息学科方面的优势。

现在工科和信息学科等也有很强烈的愿望和数学家合作。因此，我们第一步还是要先壮大应用数学队伍，然后试着在交叉合作中寻找一些突破。当然基础数学研究也非常重要。归根结底，一个好的数学学院要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报》：壮大队伍需要人，尤其是优秀的数学人才。你准备怎么吸引他们？

沈捷：

这里提供和国际一流学校接轨的待遇和启动经费，工作环境也是一流，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笑）这有点像打广告了。

问题是好的人才哪里都缺、哪里都想要，所以招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科学报》 ：总体上来讲，比较优秀的数学人才是不是还是国外多一点？

沈捷：

确实。现在国内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数学人才，但总体来讲国外的数量还是更多一些。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在招人的时候还是面向全球的，对吧？

沈捷：

对，我们选人不分国籍。主打一个国际化，而且以后的教学大部分课程要用英文授课，所以我们欢迎在国外有过教育和工作经历的优秀人才。

基础数学与应用数学有区别，但“没有谁比谁高级”

《中国科学报》：你是做计算数学的。能讲一讲计算数学吗，普通人应该怎样理解它？

沈捷：

计算数学的范畴其实挺大的。简单来讲，大部分的工程和科学难题最后都可能会归结于求解方程组或者优化目标函数，我们需要去构造算法，从而能用计算机提供答案。

现在许多工程和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不再做实验了，而是做计算模拟。这和我们很相似对吧？只不过我们更关注如何去构造一种算法去解决大量问题，他们更注重于利用计算机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有很大的“交叉合作”空间。

《中国科学报》：这里不得不提一句你在北大的同班老同学，曾经被埋没、但现在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张益唐教授。同样是数学家，他做的是“纯数学”，没有那么多“应用”。可以理解为，你和他做的不是一种数学吗？

沈捷：

完全不一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

《中国科学报》：他做的是那种“完全陶醉其中”的数学，可能许多人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总是很享受。

沈捷：

对，张益唐做的是一些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经典数学猜想问题。这些问题完全不需要应用场景，或者说可能没有任何实际应用，这也是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最大的区别。

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学基础研究“无用”，这是一定要清楚区分的。比如张益唐在做孪生素数猜想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发展一些工具，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应用，这都不意外。比如现在的人工智能就用到了许多以前“纯数学”的东西。只能说，数学基础研究不是以应用为目的的。

反过来，我们做应用数学研究的，就一定要瞄准应用场景。如果我做的研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就不必做了。

《中国科学报》：如果我们讲科学贡献的话，应用和基础，哪类数学家贡献更大？

沈捷 ：

我认为都非常重要，纯数学和应用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没有说哪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更高级。

《中国科学报》 ：但是在社会上，人们好像更崇拜那种做出或者正在做世界性难题的数学家。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沈捷：

这件事可以这样理解，纯数学有诸如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等许多著名的、数百年未解的难题，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就像张益唐，就会引起全球轰动。应用数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科，它要解决的难题一直在变，一般就没有这种轰动效应。但是也要看到，做纯数学的可能穷其一生都难以取得突破，但做应用数学就没有这个烦恼，你可以每天都有进步。

《中国科学报》：张益唐教授在取得重大突破前，就一直默默无闻甚至颠沛流离，给人一种“大器晚成”的感觉。不过，这其实也是符合数学研究规律的对吧？

沈捷：

是的。当然也不是说纯数学研究就是“非1即0”，其实每前进一步也都是成果和贡献。

曾在张益唐落魄时施以援手：“一直相信他定能成功”

《中国科学报》：作为张益唐的同窗好友，我了解到其实你曾经尽力帮助过他。

沈捷：

我们是很好的同学关系。而且，我一直相信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位卓越的数学家。所以，当他需要的时候，当然是尽可能提供帮助。

但其实我能做的事不多。他在普渡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博后和访问学者，两所学校都在印第安纳州。我会把他请到家里，也会去普渡大学找他一起喝酒聊天，所以对他当时的情况比较了解。

后来我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后，得知他找工作不太顺利，就帮他联系相关专家，请他到宾州州立大学来和这边的领域同行讲他的研究。但当时他的研究成果尚未发表出来，虽然专家对他的工作很欣赏，但也无能为力。上世纪90年代初，受苏联解体的影响，一大批苏联和东欧的数学家都到美国来谋职，使得那时找一份教职非常不易。尽管大家帮他创造了一些条件，但他确实时运不太好。

《中国科学报》：尽管他运气不太好，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才能，也相信他一定能成功，对吧？

沈捷：

对。在北大的时候，他在我们班和年级都是出类拔萃的。

《中国科学报》：这是从什么方面看出来的？考试成绩吗？

沈捷：

不仅是成绩，还有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展现出来的天赋和能力，比其他同学高出一个层次。

《中国科学报》 ：所以对他后来的遭遇，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

沈捷：

就觉得命运对他很不公平，但我一直对他抱有希望。所以当我听到他终于成功的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只是特别为他高兴。

《中国科学报》 ：是不是像他这样的数学天才，就需要有这样的一段经历来磨炼他？

沈捷：

我不这样认为，数学天才也可以很顺利，有太多人生来就非常聪明，一生也非常顺利。但张益唐不是，他非常聪明，但博士毕业后非常不顺。

《中国科学报》：他有这样遭遇的原因是什么？你跟他聊过吗？

沈捷：原因有很多，选错方向、找错导师，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科学报》：相比他，你就幸运很多了，你的导师、法国科学院院士Roger Temam先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在你脑海中是什么样的人？

沈捷：

一位典型的数学家，性格比较安静，不太善于交往，但非常有才、非常聪明。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受他影响比较大？

沈捷：

他的工作方式。他对学术很严谨，指导学生也很有一套，迄今他指导毕业的博士约有130位，应该是数学领域拥有博士毕业生最多的导师。

《中国科学报》：他指导学生的秘诀是什么？

沈捷：

他带学生，一般不指定学生具体做什么，但会给你一个大致的方向，让学生有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然后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他学识非常渊博，学生提出的问题他都能给出一些建议和参考文献，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些线索或者启发。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后来带学生，是不是也师承了他这种方式？

沈捷：

是有点类似，总之不是学生来了给他一个固定题目，做完了就可毕业。而是希望培养的学生有好的科学素养和品味。Roger Temam对人非常真诚厚道。这是一种智慧，我也一直在学习这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