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兴起，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位类型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季，多所高校相继宣布停止个别专业的学术型硕士招生，就是该趋势的一个最新体现。对此，《中国科学报》也曾进行过专题讨论。

学位类型结构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功能的发挥及其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明确提出，到2025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事实上，早在2021年，我国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经升至14.40%，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升至61.77%。由此看来，实现2025年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目标并非难事。

而在这一目标背后，确定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究竟有何依据？“抑学增专”式的学位类型结构调整空间还有多大？

多因素助推学硕走出学术界

根据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决定了学术学位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应有不同定位。就研究生教育出口而言，学术型硕士（以下简称学硕）应攻读学术博士或进入学术机构就业，学术博士也应进入学术机构就业。专业型硕士（以下简称专硕）应以产业企业的非学术就业为主，即便升学，也应进入专业博士教育轨道。当且仅当各类学位研究生按照各自的教育类型定位发展时，学位类型结构方显合理。

然而，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过去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总体上各学科学硕平均每年有80%选择就业，选择升学者仅占20%。可见，绝大多数学硕毕业后并未读博而是选择就业，这与专硕的就业结构并无二致。如果说该就业结构与专硕的培养定位尚且一致，那么与学硕的培养定位便相去甚远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校对专任教师的学历要求“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不断延长，中途流失的风险也在增加，而且即使获得博士学位，绝大多数学生仍无法摆脱“高毕低就”（流动到比求学院校稍低层次的院校工作）的局面。因此，攻读博士对大多数学硕的吸引力与日俱减。

更关键的是，我国正处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互联网+”等重大战略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而相关领域中的大多数技术和管理岗位必须由接受过良好科研训练的高层次人才担任。

多因素的推拉作用使绝大多数学硕毕业生放弃升学，转而进入广阔的产业领域就业。这一就业结构显然与学硕教育的定位不符，也说明学硕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学硕培养规模过大了。

2011年—2020年，我国学硕毕业生人数基本稳定在30万左右，虽与同年博士招生人数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但2021年仍达到2.7：1。倘若博士招生人数中除去本科直博生，这个比例将会更大。较大的学硕毕业生基数固然为博士生选拔提供了更大余地，但以牺牲大部分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产业界需求相适配为代价，不利于学生个人和企业的发展。

学术博士不断涌向非学术界

从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过去10年的统计数据看，学术机构（含高等教育单位和科研设计单位）是学术博士的第一大去向，年均比例为41%。学术博士的第二大去向是企业，年均占比30%。医疗卫生界是学术博士的第三大去向，年均比例为26%。总体来看，非学术机构（企业和医疗卫生界）就业的学术博士合计超过55%。

学术博士毕业生入职非学术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博士扩招和海外博士回流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日益增加，而需求却相对稳定。不仅如此，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尤其是“非升即走”制度，使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的学术发表压力，相较而言，高校的学术职业薪资竞争力不足。这些因素加上学术兴趣、读博动机等学习者个体因素，对学术博士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外推力。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使知识生产的主体从大学扩展到企业实验室、智库、咨询机构等。知识生产的“市场性”和“商业性”日益显现，由此加剧了工商业在知识生产市场中的竞争性投入。

据统计，2012年—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数增长了212.8%，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增长了167.9%，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长了112.1%。然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仅增长了54.1%，这与企业数、研发经费支出均不协调。

为此，企业纷纷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包括提供比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先进的实验条件、优厚的个人待遇以及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这无疑增加了对学术博士的吸引力。

当学术博士源源不断涌向非学术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学术博士教育的定位和规模。

一直以来，我们把培养下一代科学家视为学术博士教育的重要甚至全部的目标。然而，大批学术博士在产业界寻求就业，意味着学术博士教育与传统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系正在解耦，将学术博士招生、培养与就业之间的错位问题暴露无遗。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否则将引起博士毕业生素质结构与社会需求失配，对博士教育的社会适应能力造成消极影响。

针对产业界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国家近年来加大了专业博士的招生力度。据统计，2017年我国专业博士招生2695人，仅占博士招生总人数的3.29%。2021年，专业博士招生人数达到18115人，占比增至14.39%。但与此同时，学术博士招生规模同样呈扩大态势。2017年，我国学术博士招生79203人，2021年增至107708人，增加了35.99%。

如果说专业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基础，那么学术博士教育持续扩大的学术需求基础则并不坚实。

研究生教育学位类型应实现差异化发展

根据近10年研究生就业结构数据的反馈，需进一步削减学术研究生招生计划，并将其调整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将就业的学硕毕业生人数调整为专业学位，并把升学的专硕毕业生人数调整为学术学位。由此一来，学硕比例将会降到15%，专硕比例将增至85%。

同时，应将非学术就业的学术博士招生计划调整为专业博士招生计划。这样一来，学术博士的总体比例将降到40%，专业博士将占60%。窥一斑可知全豹，我国研究生教育“抑学增专”式的类型结构调整空间还很大。

当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增量被调出后，其发展规模较以往将明显缩小。需要指出的是，学硕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学术职业探索的机会，也为其进入博士阶段积累了所需的心理资本和专业能力。因此，它是学硕过渡到学术博士阶段的必要“垫脚石”，仍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针对当下硕博连读制度存在的培养设计缺少系统性、连贯性、完整性的问题，高校应改进当前硕博连读模式，统筹安排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和论文写作，实行真正意义的硕博贯通培养。

根据目标定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体现鲜明的职业性和应用性。但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已然存在的专业学位教育与学术学位教育的同质化问题，依然是制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为此，教育主管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和组织协同，尽快就专业学位类别（领域）与职业资格建立衔接关系，出台课程免考、缩短职业资格考试年限等具体办法，从制度上切实凸显专业学位教育的职业性。

与此同时，高校要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教育。一方面要坚决堵上导师不允许学生外出实习的制度漏洞，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发挥专业学位教育机构的管理、咨询作用，通过政策支持，引导院系高质量建立和运行足够数量的实践基地，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