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撤销了校内6个本科专业。因被撤专业中含有英语本科专业，颇让人产生一些有关政策导向的联想。事实上，对这一所以理工专业著名的“双一流”大学而言，其英语本科专业已多年不再招生，此番裁撤主要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整体看，在全国高校中，那些因生源不足、教师流动造成的学术真空，或由于学生就业前景堪忧等因素而多年不招生的本科或研究生专业并不鲜见，但有魄力作切实调整，乃至对有名无实的专业进行裁撤的院校却并不多见。

这背后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即大学办学的“大而全”思维。虽然从基本概念上说，大学本就不该是针对某个单一领域或学科建立的教育机构，但大学的“博大”在于精神或观念，与形式上的“大而全”并非一回事。打个比方，如果说大学的“博大”追求的是一桌丰富多样的“满汉全席”，那么“大而全”不过是一锅盲目热衷几种不甚讲究的食材的“乱炖”。

大学办学的“大而全”思维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合并和扩招。它既是大学合并、扩招的依据，也是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支撑“大而全”思维的，则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负面效应的矫正。

现在看来，通过合并与扩招，综合性大学庞大的招生数量、持续扩大的校园面积的确提高了大学的规模效应，让中国大学的整体办学规模和毕业生人数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并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谋求“做大”的“大而全”思维也存在另一面，即在此过程中，主要是“你有，我也要有”式的竞争，模仿、攀比明显多于创造、务实，因而对外在形式的关注程度远大于内涵以及校内从业者的感受。

形式和规模的追求之所以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是因为相比于需要长期努力、其效应也需要通过时间沉淀和判断的“内涵建设”和“人的教育”，外在的“规模建设”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即便是教育管理部门对“内涵建设”的提倡已持续十几年，近年来更是三令五申，大学响应的步伐依旧迟缓。相反，规模建设却以“时刻准备着”的姿态形成“喷涌之势”。今年上半年，近30所大学掀起的新一轮“合并潮”就是一个证明。

所谓大学的“内涵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内容的深化”，它既包括对形式化的超越，也是为了促进大学的多样性发展，因而其本质是反对片面的“大而全”追求。这些年来，大学“规模效应”和“大而全”追求导致的形式至上、急功近利，已经引起许多高教界有识之士的注意。与此同时，“形式至上”的后果也开始显现，那就是“百校趋同”“千校一面”局面正在形成。

在“百校趋同”“千校一面”的高校之间，作为“大学细胞”的学科差异虽然存在，但这些微小的差异在极度标准化的学科评估、课程评估的“规范”下也正走向趋同，因而根本不足以抵消学校之间的同质化倾向，更遑论产生或维护更多的具有“这一所”大学的传统基因、昂首挺胸地代表“这一所”学校的学科或专业。

这也是时至今日，很多学校所能举出的代表自身特色的学科或专业，依旧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形成的老学科或老专业的原因。

就当下中国大学的发展现状看，以“大而全”为目标的“规模效应”时代应该成为“过去时”了。

要让大学有明显的辨识度，就需要根据本校的历史传统、现有人才特长，以及长期形成的办学基础和定位做“减法”。简言之，就是在满足通识教育的前提下有所侧重，错位发展，以便突出学校的个性和特色，最终以科研成果的多样化、理论和观念的多元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中国科大裁撤英语本科专业的理由之一，是该专业“与中国科大人才培养与定位不大契合”。稍早时候，南京大学数学系发布的2024年停止招收数学专业学术型硕士的公告中，虽没有明确此等理由，但也强调该决定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尽管类似“人才培养与定位”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均属常用的规范性话语，但能将其中的原则和目标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化被动应付为主动作为，却是对“大而全”倾向的实际超越。

希望这种有益的尝试能成为中国高校改变“大而全”思维、纠正单纯追求“规模效应”偏向行动的一个开始。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