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9日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强调，要围绕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深化改革，完善党对科技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科技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有效突破产业瓶颈，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这里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对科技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里再次提出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的历程回顾

（一）探索阶段（1921—1949年）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关于科学技术的最初认识，虽然这些最初认识没有实现系统化和体系化，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的一批党员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背景，或较早接受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启蒙。他们对于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比其同代人理解得更为深切、更为全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逐渐应用于革命和斗争实践之中，并在实践中逐步推动了科学技术事业的组织化、体系化与制度化发展。

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军事、生产和群众生活中的作用，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技人才，推广先进和实用技术，组织开展科技攻关，普及科学知识。开始把红军迫切需要的军医、军工和无线电通信等技术工作，以及在广大青年和基层民众中所能进行的科学知识教育和普及工作列上议事日程。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在重点聚焦时政的同时，还全面报道苏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常刊发小发明、小知识、小常识，以此便利广大苏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如在第171期中缝设了《农业知识》栏目，刊登《养牛须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技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科技在服务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稳步提高。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事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不断优化和完善科技组织建设，推动建立了一大批科研机构、学会等，初步锻造和培养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队伍。193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理工科高等学校（今日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技术骨干队伍。1941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倡自然科学》，10月创办副刊《科学园地》，每周出版一期。

解放战争前期，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更为激烈和严峻，不少科研机构与相关人员被迫进行大规模转移，开展科技工作的条件明显恶化，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解放军逐渐逆转战局，开始战略反攻，解放区的空间版图不断扩大，开展科技工作的条件逐渐得以恢复。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整各类科技机构，广泛吸纳各类科技人才，为新中国建设做好准备。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党直接领导和管理科技，并依靠自身的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科技体制，这一时期属于科技领导体制的探索阶段。

（二）初建阶段（1949—195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让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建设，必须筹建新的科技体制。通过不断探索，初步构建了新中国的科技体制，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础。

如在科研体系方面，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3月，建立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研发机构、地方科研机构和国防科研体系构成的五路科研大军。这一时期，各类科研机构陆续建立。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到1955年，中国科学院共有科研机构44个，职工7978人。同时，各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迅速恢复、调整和建立了当地的研究机构。东北地区组建了东北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成立了省农科所、黄岩柑橘试验场、省海洋水产实验所和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河南省建立了洛阳、新乡地区农科所和省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建立了省农林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到1956年，全国共有地方科研机构239个，研究人员4000余人，分别占全国总数的58%和21%。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并选举产生了两个组织的全国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全国科联自成立之时起就致力于推动各个专门学会的组织建设与发展工作。据统计，到1955年底，全国科联从1950年成立时的19个学会、3个科联分会、学会会员1.7万人发展为25个学会（此外还有9个筹备中的学会）、24个科联分会、学会会员5.7万余人。除组织建设外，全国科联还负责指导各专门学会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组织各专门学会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根据国家有关任务（如科普等）的安排开展相关活动。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在党的科技领导体制方面形成的基本框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1951年11月成立，1954年改组为科学处）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全国科技的主要机关，中国科学院作为政务院组成部门行使政府部门职能。中国科学院作为“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全国科学领导中心”，通过探索建立专门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逐渐确立了在新中国科学事业中的学术领导地位；全国科联是自然科学各专门学会的联合组织，是党和政府对科技进行领导和统筹的“群众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从党中央层面来看，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定型阶段（1956—2012年）

1956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后，初步形成了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为核心的领导体制，新中国的科技领导体制基本定型。1956年5月，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增设国家技术委员会。1958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协会合并，正式成立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统一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1958年10月，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陆续成立了各级科委（或科技局）。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具备了整合和配置各类资源的能力和顶层设计能力，为改革开放后的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体制基础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在推动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国科技事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1982年，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开始实施。1983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启动建设。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5年3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了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融合发展的步伐。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著名的“863”计划）。1988年，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实施。1991年，启动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1991年，邓小平及时准确把握国际竞争的实质与世界科技革命的新趋势，作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指示，为促进我国科技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行动指南。1991年，攀登计划开始实施。199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26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此拉开了我国建设国家高新区的序幕。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为基础和标志的邓小平科技思想，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系统化与理论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时把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本质，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将科学技术进一步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1992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1993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7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著名的“973”计划）实施。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立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实施16个科技重大专项，推动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将科技创新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高度。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科技改革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体现了我国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心和信心。

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科技领导体制基本上是党中央通过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委或1998年后改称的科技部）对全国科技事业进行领导。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不再具有领导职能和政府行政职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中国科协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地方科学技术协会及基层组织组成，属于中直系统的群团体系，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

（四）完善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把握世界科技创新的大趋势，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领导国家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科技领导体制，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发展驱动力的根本转换奠定体制和机制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迈向科技强国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创新为首位的新发展理念，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动能转换的关键性因素，提出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力求在2020年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要求与部署。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科技发展实现了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跨越，2020年，我国也正式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新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财经委员会（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为中共中央直属议事协调机构，负责相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目前在党中央层面，中央财经委员会负责对科技工作进行领导和统筹。同时，该方案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新的科学技术部，为进一步深化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

2018年8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的通知》，将原来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此前已成立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审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等工作。这一重要举措，对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主要有三项重要职责：一是研究、审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二是讨论、审议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项目；三是协调国务院各部门之间及部门与地方之间涉及科技的重大事项。

目前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对于科技工作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特别是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中增加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代替原来的国家经贸委主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人民银行行长、国资委主任、中央军委科技委主任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表1比较了1998年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与2018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可以看出科技工作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比以往更多了，国家对科技工作针对性更强，力度更大，更有利于科技工作的统筹和协调。

概括来说，目前的科技领导体制就是党中央通过中央财经委员会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通过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主要是国务院层面）对科技战略、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协调，日常领导工作主要通过授权国务院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部）来实现，通过群团组织（中国科协等）团结和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的基本经验

（一）与时俱进是党领导科技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世情和国情，立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求，经过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观和领导管理模式。这一科技观与时俱进，可以进一步细化为自力更生的科技观、自主创新的科技观和自立自强的科技观。

在科技政策领域，可以发现科技政策始终与国家当时的形势和中心任务密切相关。为了更高效地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改革开放前，科技政策与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国防需要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尊重科技发展自身的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不同优势，科技体制改革成为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的关键，成为科技政策的核心议题。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政策体系也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逐渐建立、优化和完善。从宏观视角看，科技政策从早期的科技管理辅助手段，逐渐演化为科技体制机制的重要保障，从政策文本到科技立法，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为主要形式，以科技管理和科技活动为主要调整对象，以科技计划、科技财政、科技金融、科技人才、民生科技等为主要政策内容的科技政策体系。

从毛泽东同志号召“向科学进军”，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同志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纵观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节点，党中央始终牢牢把握我国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适时做出重大战略调整与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断推高科技事业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

（二）科技为民是党领导科技的内在价值追求

坚持“科技为民”的价值观，既是落实“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的具体要求，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在科技领域的具体运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内在价值追求。

在土地革命时期，为开展红军迫切需要的军医、军工、无线电通信等技术工作，各苏区普遍开办医院、兵工厂、卫生学校、无线电训练班等。由于创业维艰、战事倥偬，此时的科技事业有着临时性、应急性、因陋就简的特征。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共中央和各边区政府制订了一系列致力于改善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科技政策，科技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科学和相关技术的研究，推动和加速了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在中央有关科技政策的指引下，科技人员提出并指导推广了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增施肥料等一系列农业新技术，如用马兰草解决造纸的原料问题、从植物油中提炼煤油、用硅酸盐制造硫酸和炸药、汽油的代用品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初步建立了纺织、兵工、造纸、炼铁、机器制造、被服、制革、肥皂、火柴、制鞋、玻璃及基本化学工业等，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工农业生产，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先后创办了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边区医院、八路军野战医院等50多个医疗卫生单位，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打破宗派主义”，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极大改善了军队的医疗工作水平和群众的卫生健康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科技基础十分薄弱。1954年6月，毛泽东主席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6年4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聂荣臻等牵头，国家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调整了科研力量和机构设置，确立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很快有了中国历史上的无数个第一：生产出第一架飞机、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辆汽车，自主研制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等。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新时代的科技创新，强调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科技创新活动之中，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围绕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攻关，同时重视科学家的兴趣和好奇心在实现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中的重要性，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人才为本是党领导科技的可靠制度保证

科技发展除了坚持科技为民的内在价值追求外，党还牢牢坚持人才为本的可靠制度保证。落实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设宏大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重要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加强对科技人才的政治引领、工作保障、生活关心，是落实好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才）政策的关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成为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才）政策的重要内容。党积极争取留居国外的专家学者、科技人才和留学生回国效力，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共计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国参加国家建设。1962年，周恩来同志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然而，在以后若干政治运动中，一些科技工作者仍然受到不公正批判和对待，积极性被严重挫伤。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做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重要论断，表示甘当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党中央抓紧落实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才）政策，重新回归人才战略定位，积极改革体制、创新制度、完善政策，激发各类科技人才活力，迅速恢复被撤掉的科研机构，恢复科研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我国的科技事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取得世界领先成就的陈景润为研究员，这在当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激励广大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1亿人，规模继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强化引领、优化服务、提升质量、激发活力将成为未来科技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重点。全方位优化和改进科技人才识别、培养、使用、汇聚、激励和评价机制，进一步释放人才干事创业的活力，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努力培养更多的科学巨匠、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人才高地，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作者袁志彬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原文首发刊载于《科技中国》2022年第12期，转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