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是连接亚欧两大洲之间的锁钥地段。古人用双脚踏出了丝绸之路，现代人用高铁、航空强化了它的“一带一路”历史使命。1950年，我一到兰州就加入西北军政委员会考察团，考察了甘肃全省。其中，河西走廊在干旱、流沙和社会问题综合压迫下，竟出现了无人村。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河西走廊的发展揪心。

河西走廊依靠祁连山这个生态系统之母提供“乳汁”。祁连山创造了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个内陆河水资源和流域生态。不幸的是，这三条河的开发利用率分别高达150%、110%、146%，远远超过40%的生态系统健康生存的警戒线。祁连山的“乳汁”不够养育它所有的生态系统。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大量生态赤字需要我们偿还。

河西走廊的生态赤字主要来自农业，农业规模过大、结构不够合理。而为农业辛勤服务的水利工程，为不恰当的农业行为背了锅，把某些局部“水利工程”变成了“水害工程”。

祁连山在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养育了河西走廊的山地-绿洲-荒漠带。近年来，该生态系统出现的雪线上移、森林萎缩、草地退化、生物种群数量减少、水源涵养功能减退、水土流失加剧等问题，令人心惊。很幸运，气象学家判断地球已进入暖湿期，克拉玛依荒漠居然出现洪灾，塔克拉玛干沙漠涌现了许多小水泊。面对难得的历史战略机遇期，我们应抓紧时机，建成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地球已进入“人类世”，社会生态系统的分量越来越重。70多年前，我们就出现被流沙淹没的无人户、无人村，出现罗布泊缩影。后来启动的“宜垦荒地调查”，竟发现在荒漠中还有24%的宜垦荒地。在“宜垦荒地”的思想指导下，最近有两个空前的大型水利工程完工，即疏勒河农耕开发工程和号称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的民勤红崖山水库工程。

我们建议，祁连山的生态保护工作，首先应监测祁连山不同地段的蓄水量、径流量、生物量以及资源承载能力；其次，设定社会耗水量红线，明确各项耗水配额，严格制定节水规范。在这个红线之内做出长远规划，不得随意改动。

在行政区划基础上，整合分散的力量，像长江、黄河流域那样，构建整体的生态治理规划。在河西走廊建成以“三河一园四景区”为主体的格局。其中“三河”是指包括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在内的33条大小支流，其90%的水资源都出自祁连山。“一园”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它需在已建成的基础上，加强管理措施。“四景区”则指居延海古荒漠湖泊边塞景区、民勤苏武牧羊湿地荒漠景区、古山丹-焉支山为主的丝路国际化旅游景区，以及以敦煌为中心内陆河流域新农村示范区。

“三河”流域生态系统除自身健康需求以外，还滋养武威、张掖、金昌、酒泉和嘉峪关等绿洲城市以及河西地区500多万名各族人民，承担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建设任务。

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石羊河。将红崖山水库改建为地下水库，把地上水面隐藏于沙漠保水层之下。应特别关注苏武牧羊故地北海。据笔者考证，北海应为石羊河尾闾民勤白亭海（干涸后称青土湖），但被讹传为俄罗斯贝加尔湖，因历史久远，积非成是，已成定论。我盼望尽快纠正这一千年错案，在已经启动建设的民勤湿地荒漠景区中，建立“苏武牧羊北海故地纪念公园”。

二是黑河。依据“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原则，推动生态系统整体建设。在已取得效益的基础上，建议建立居延海古荒漠湖泊边塞景区。另有山丹马场——两千多年从未中断的古养马场，实为举世无双的珍贵历史遗产，应依托其历史背景，在大马营及其周边发展草地养马业，串联起黑河两岸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建设古养马场旅游景区。

三是疏勒河。应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尽可能发挥胡杨、红柳、枸杞、罗布麻、骆驼刺等“前植物生产层”的生态功能，发展“后生物生产层（旅游、加工流通等产业）”多元化农业生产功能，加强对世界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和月牙泉的生态保护，以敦煌为中心，建成美丽富足的内陆河流域新农村示范区。

四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是一个生态系统，应担负整个生态系统的监测、调控以及维持系统内组分结构合理、持续健康发展的任务。这类看似不管理的管理，含有更严密、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内涵，既需自然科学，也需社会科学的支撑。国家公园应该是一个巨型研究系统的中枢。除了必备的研究手段以外，还要与大学、研究单位签订合作协议，获得全社会科学力量的支撑。那种把国家公园交给旅游部门管理的想法是不可取的。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本报记者温才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