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大学校长康乐：

“拱石上山”五年，治校不容试错

编者按

近年来，一批在科研上卓有成就的两院院士先后走上大学校长岗位，在推动当下高等教育持续向内涵式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于“科学家治校”的普遍关注。为此，本报特策划“科学家校长，你好！”系列报道，对这一现象予以解析。

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将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分享科学家校长对于教育与科学的见解和主张、对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未来走向的预判和构想。

康乐图片来源：河北大学

■本报记者 倪思洁

2017年6月，以生态基因组学研究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开始执掌一所以文科见长、以省名命名的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

五年来，康乐感慨良多。面对《中国科学报》的专访，他详谈了自己对身份转变的认识，以及五年来治校的经验、困境与焦虑。

“治校不容许试错”

《中国科学报》：2017年，你选择去大学担任校长时，已经在中国科学院从事了30年的科研工作，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一抉择？

康乐：从1993年起到现在，我培养了近百位研究生。其间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小时候都把当科学家作为最高理想，但随着学历的提升，为什么选择以科学家为终身职业的人越来越少？就连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训练后，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在日趋减少？

大学具备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学历教育，我很想到大学里亲自体验一下，探究其主要原因。担任河北大学校长的邀请与我的这个想法正好契合。而且，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也愿意用自己的经验，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精神、积极投身到科学研究和创新发展中。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祖籍在河北，为家乡发展作贡献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科学报》：从科学家到校长，你的工作对象从自然规律和客观事物，更多地转向了“人”。从“治学”到“治校”的转变中，你有哪些切身感受？

康乐：管理高校比管理研究团队或研究所复杂得多。高校是相对独立的小型社会，有庞大的学生和教师群体，也有比较完善和复杂的行政系统，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比较复杂。

在出任河北大学校长前，我曾在中国科学院 与生物技术局做过近十年的局长，随后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过五年所长，同时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十年。从1995年起，我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授课，其间从未断过，2012年还担任了国科大 学院院长。这些经历对于我到河北大学从事大学管理、快速进入校长角色都非常有帮助。到河北大学后，我大概适应了两三个月，工作就比较顺手了。

然而，治学和治校之间又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治学注重创新，倡导勇于试错、标新立异，而治校更注重规章制度，将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容许试错，强调综合与平衡，所以实验室或研究机构的管理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完全照搬。

《中国科学报》：在治校过程中，你如何给教职员工和学生更好的成长环境？

康乐：刚来河北大学时，我知道学校的人才数量和水平与一些优秀高校相比还有差距，因此便打算主要从外引进优秀人才。但很快我便发现，本校的人才流失问题也很严重，而且流失的不仅有中青年教师，还有年长的资深教授。究其原因，一是学校的薪资水平较低，二是许多理工科教师想要进一步发展，但缺乏合适的科研平台。

为了稳定优秀教师队伍，我们首先启动了教师年薪制，第一批遴选出100多位工作多年的优秀教师，三年后我们又遴选了第二批。此外，有关教师的荣誉奖项也都向一线教师倾斜。

稳定住本校优秀教师后，我们开始大量引进人才。这五年来，我们引进了500多位各层次的优秀人才，实现了教师队伍的多样化，基本解决了更新换代问题。引育结合，使得学校能够在改革中平稳发展，大量引进人才也得到本校教师的理解和支持。

我曾在调研时发现，许多优秀人才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优秀的科研工作者，缘于其博士毕业后没有明确的研究课题，也没有开展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各种琐事慢慢磨灭了他们对研究的兴趣。因此，对于新引进的年轻人，我们将其纳入现有的科研团队，还启动校长基金，让他们能够开展科学研究，逐步习惯教学与科研并举的环境。

同时，我们还鼓励他们积极申请国家各类科研项目，学校在研究生名额分配、配套经费和职称评定上给予政策倾斜，为他们不断创造新知识和做好学问提供支持。

学生是大学的主人。我们提高了研究生的奖助学金，又从研究生导师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增加到硕博士生的补贴中。对于本科生，我们也进行分类评价，根据学生兴趣进行培养。比如，学习最好的学生可以被免试推荐读本校研究生或被推荐到其他学校；还有些学生热衷社会实践，我们就把他们推荐给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高校应当如何平衡科研与育人的关系？

康乐：在高校，如何让学生经过几年的锤炼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一个比在科研院所培养研究生更复杂的问题。高校培养的人，最后能坚守在科研阵地的毕竟是少数，因此高校育人不是职业训练，而是用科研项目训练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阐述问题的能力。只要具备这三个能力，未来不管他们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应对自如。

“不仅焦虑，而且焦急”

《中国科学报》：你在就任河北大学校长之前，对大学教育有没有一些憧憬？

康乐：在长期的科研历程中，我接触过很多科学家，也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在我看来，有的大学更像是高中的自然延续，太注重课本教学，导致培养的孩子学会了课本知识、会考试，但普遍缺乏挑战权威、提出质疑的勇气，缺乏阐述自身观点的能力，也不善于团队协作攻克难题。大学培养的应该是学生捕捉知识的能力、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事业的兴趣，让他们敢想、敢干，会干、会说。

这种培养方式，在我就任河北大学校长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在动物研究所当所长时，我便推动动物研究所与河北大学成立了“星辰班”，让学生在大三时走进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寻找对科学的兴趣。如今，“星辰班”已经运行了七八年，毕业生中有60%~75%考取了国内著名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

《中国科学报》：你心目中的一流大学是什么样的？与这一目标相比，你认为河北大学在哪些方面的传统和经验值得肯定并坚守？同时，还要做哪些努力？

康乐：一流大学需要具备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学科研设施，培养一流的人才、产出一流的成果，对社会的服务和影响力也应当非常突出。在这些方面，河北大学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这个距离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河北大学始建于1921年，初创时就是4年制本科大学，曾经以建筑、交通和商科见长，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学校的工科划归天津大学、商科划归南开大学，并在留下的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天津师范学院。1960年，天津师范学院改建为综合性大学并定名河北大学。

历史发展的长河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藏书、善本、地方志、家谱、古籍和一座收藏丰富的博物馆，支撑了河北大学人文学科和经典生物学的发展。但是，学校在现代化的科研平台、研究队伍和科研传承方面的历史欠账太多了。

《中国科学报》：你是否有“高校排名焦虑”或“‘双一流’焦虑”？

康乐：我们不仅焦虑，而且焦急。2018年，河北大学入选全国14所部省合建大学行列。尽管在许多国内外高校排名中，河北大学的排名都优于一些“双一流”高校，但我们深知距离国家更高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近些年，河北大学在各方面都有明显提升和变化，这是一个可喜的改变。我们现在处在“拱石上山”阶段，没有退路，如果用的劲儿小一点儿，“石头”便可能要倒回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纵向比较有很大进步，但是横向比较就发现，其他兄弟院校也在快速进步。因此，发展得慢点儿都是相对退步。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初心？

康乐：河北大学确定的长期发展战略是“文科登峰、理科振兴、医学崛起”，这是我到河北大学前就已经确定的，这个定位非常符合河北大学的实际，我们依然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教育部也给河北大学确定了两大优先发展学科：一是燕赵文化学科群，二是 与绿色发展学科群。这两个发展方向都对标河北省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前者与承接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密切相关，后者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雄安新区建设等密切相关。这两个学科群的发展将带动河北大学文理以及其他学科的共同发展。

此外，我们还计划在保持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基础上，集中力量补齐三块短板——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产出国家级重大成果、建设国家级实验平台。同时，组建团队式的科研攻关团队，在若干大的学院里建立几支重要科研团队，每支团队形成合理的年龄和资历层次，在学术领导人的指挥下协同攻关，改变过去各自为政、自由探索式的研究方式。

“鼓励文科和理科的融合”

《中国科学报》：河北大学是一所以文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你认为科研能力对于河大的发展是否重要？你又是如何提升学校科研能力的？

康乐：河北大学有百年历史，本科教育非常好。以本科生为主的特点也决定了学校与其他研究型大学之间会有差异。学校的主要任务在教学上，科研能力相对较弱，理工科在争取国家任务的能力上偏弱，文科虽强却与国内以文科见长的学校有差距。

对于河北大学来说，提升科研能力非常重要。在高校中，教授必须要有教师和学者的双重角色，才能够当好大学教师。经过五年的努力，河北大学全校争取的纵向科研经费在去年突破了1亿元。不过，和一些著名高校相比，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是有差距的。

科学应该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分，两者不能割裂开来，而应该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国际上有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用国际语言讲述我国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观点、方法和成就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一些大学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你如何理解理科与文科的联系和差别？作为自然科学出身的科技工作者，你在管理高校时，如何处理文理学科之间的关系？

康乐：人文社科在学界占据半壁江山，其管理方式和理工科有很大区别——理工科大多以团队形式开展研究，而文科以个人研究为主；文科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相对松散，更像师徒传承。理工科人才培养更多的是让学生实际参与研究项目，利用实验平台开展工作，培养的是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科学精神，以及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必须服从科学真理。面对这样的区别，在管理中，我们设立有社科处和科研处，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来鉴别科研成果。

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就是文理兼修，非常适合立德树人。我们的想法是让理工科学生感受文科带来的价值观、人文情怀，以及对人生的深入思考；让文科学生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学会用科学方法判断事物；通过艺术知识的普及培养学术的艺术鉴赏力和美学素质。我们鼓励文科和理科的融合，比如，倡导在逻辑学课程之外开设形式逻辑学，让理科学生选修这门科学方法论的课程。

同时，我也非常鼓励人文社科类的老师在国际平台上发表论文，要用国际语言把人文社科艺术类的成果推向世界。我们还启动了交叉科学基金，促进这种文理学科间以及不同自然学科间的交叉研究。

“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从地理位置上看，许多世界名校并非坐落在大城市，而是在小城镇。反观我国，多数“双一流”高校都在大城市。你如何看待中外名校这一差异？

康乐：这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关。过去，大城市聚集了更多人才和资源，社会服务功能也更加齐全。相比之下，小城市在社会服务、信息交流、国际合作方面都存在困难。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今后小城镇，尤其是一些环境优美且有特色的小城镇，将很可能出现著名大学。而且，随着人口下降、生源减少，中国大学可能面临新一轮重组。人们追求的是更好的高水平大学，而不是扩张更多的大学，这也倒逼高校向高水平发展。一个中等城市拥有二三十所大专院校的情况将会改变。

《中国科学报》：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你认为大学既往的角色和功能是否面临挑战，应作出哪些调整？

康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大学面貌的改变是全方位的。

第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学校可以和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大学发生联系，并与其分享高教资源；第二，对于学生的教育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特别是情景教育，比如体育、艺术示范、医疗手术现场演示、远程诊断等，都将变得非常方便；第三，信息技术可以与许多学科结合并产生新的分支学科。此外，信息技术对学校支撑服务也将变得非常重要，学校可以通过信息化建设更好地为师生服务。最后，信息技术为大学服务社会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

《中国科学报》：我们再回到你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年轻人选择科学研究和科技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这个问题你找到答案了吗？

康乐：答案虽然明确，但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还是当下的大学并没有找到激发学生科研兴趣的有效方法，学生缺乏将科研作为长期职业发展目标的信心，工作和就业成为了他们的优先取向和主要驱动力。

我并非希望大量学生都去从事科学研究，而是希望培养的学生能够全面发展，把自身兴趣、爱好和专长作为未来事业的支点，就业服从于个人兴趣。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