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锋院士     受访者供图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7岁就读南京化工学院（现更名为南京工业大学）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很自豪地说，大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是非常优秀的。

毕业后，我在南京塑料四厂工作了四年多，期间担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当时，我国微型计算机已经开始应用于化工过程控制，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我国石化工业关键装置的装备几乎都从国外进口，国产化程度低，亟待通过自主创新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这让我一直觉得自己得做些什么，去改变工业过程现有控制方式和模式，为此萌生了强烈的学习深造意愿。

1986年，我如愿考入华东化工学院（现更名为华东理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华东化工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以化工特色闻名的高等学府，也是新中国第一批招收自动控制专业研究生的学校之一。能进入这样的大学深造，让我十分兴奋，这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和本科专业类似，我研究生选择攻读的是电子工程与自动控制系工业自动化专业。那时，电子工程与自动控制类的专业是很“时髦”的。但我的初衷并不是因为它“热门”，而是想通过学习掌握先进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让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赶上或超过国外。因为对企业而言，特别是石化企业，生产过程中会面临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害气体等一系列问题，只有把生产过程控制得准确无误，才能保证安全、提高效率。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华东化工学院从事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工作。

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初登讲台给研究生上课的情景。那是我人生中又一个“高光时刻”。我讲授的第一门课是自动化专业研究生的一门基础课程——多变量控制系统理论与设计，这也是我研究生阶段学得最好的课程之一。我希望把我的感悟、学习体会和在工厂里接触到的案例都教给学生，让他们也能够拥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一次登上讲台，我非常激动，但也有作为“新手”需要面对的问题。记得那时一边要板书，一边还要讲课，两者“协同”起来比较困难，让我有些手忙脚乱。而现在我们上课有PPT、多媒体可用，相对容易多了。

坦率地讲，我当时对自己的要求也“不高”，只是希望能成为一个像我导师一样的老师。我的博士生导师蒋慰孙教授是我国工业自动化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当时的自动化界，尤其在化工过程控制领域非常著名。在我心目中，他不仅学术水平高、人品好、书法好，而且学贯中西，有深厚的古文积淀，能够出口成章。

更重要的是，蒋老师特别注重将知识、技术与工厂的生产实际相结合，强调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蒋老师就带领他的学生去一线调研，几乎走遍了全国有关化工过程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主要工矿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编写出国内第一本过程控制科技著作《化工自动化》（上、下册）。

后来，我沿着他的脚步，创建了化工过程先进控制和优化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现更名为能源化工过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过程系统工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市工业智能与智能系统前沿科学基地等一系列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既有深厚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际应用经验的优秀人才。

杜文莉教授就是我培养的博士生之一。她本科和硕士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现在是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也是能源化工过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今年2月，由她领衔、我所在的“石油化工智能制造教师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我觉得特别值得夸奖的一点是，她在复杂工业过程建模、控制等方面积累的成果，已在乙烯、PTA（精对苯二甲酸）、炼油等大型工业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示范，形成了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王宏刚博士是我的另一名博士生。毕业后他拒绝了我让他留校的“邀请”，勇敢地“闯荡江湖”。他先后在美国GE公司上海研发中心、美国GE公司总部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另外，我还培养了很多博士后，不少都在国内外大型企业、高校工作。这一点也让我很自豪。

在华东理工大学，我的创新团队是出名的“严格”。团队实行严格的考勤、考核管理，要求师生一周内必须要保证实验室的工作和学习时长，同时还要能下工厂，研究工作要结合生产实际。在进我们团队之前，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你们愿不愿意加入钱老师的团队？要加入的话要下定决心哦，很苦的、要求很高，但能学到真东西，待遇也好。”

我选择学生的时候，特别看重学生是否“勤奋”。我觉得与聪明相比，勤奋、踏实更重要，只要学习上具有主动性、积极性，未来一定不会太差。

我教学生的时候，喜欢采用剥洋葱似的“启发式教学”，不直接回答“Yes”或“No”，而是不断问他们“为什么”。有时候有人会说我，像“祥林嫂”似的，太啰嗦了。但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将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做到触类旁通。

钱锋（左一）在回答学生问题。  受访者供图

我特别喜欢学生提问题，提的问题越多越好。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的，学生有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哪怕我一时回答不出来，我也会非常高兴。为了解答问题，我可以组织召开研讨会，甚至邀请国内外该领域的专家一起来研讨。

“耐心”、“循循善诱”只是我的一面，有时候我也会像“黄世仁”一样“逼债”。比如，我要求团队老师和学生不能“捣浆糊”，学习和创新研究必须要制定类似于工程进度一样的“甘特图表”，有问题要及时提出、尽快解决，每个星期都要汇报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进度。因为在企业生产实际应用中，都有时间、工期的要求，成果尽早应用，就能使企业尽早受益。

现在国家提出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对此我体会很深。我们“60后”这代人，是从产学研合作这条工程教育的实践之路走过来的，面对现在的“书袋子”（从校门到校门的新教师），我心里很着急，希望能把我的工程知识、技术和经验传承下去，这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所迫切需要的。

坦率地说，在这方面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将这方面的探索推进一步。比如，通过多年合作，我们和企业建立了良好关系，一般人到工厂是很难进去的，特别是一些大型石化企业，而我们团队的成员则可以和企业员工一样“畅通无阻”。这样我就有条件和资源，不仅要求我的学生到工厂去做课题，也要求从海外回来的青年教师到工厂去，一方面建立应有的安全、环保、知识产权等意识，另一方面找“真”问题、做“实”研究，在解决工厂实际问题的同时，思考其现象背后的科学本质问题，做些理论创新研究。后者也许不能马上用于生产实际，但可以通过将其不断完善，引领技术前沿。

我希望，我们能培养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人才。“中国特色”要放在前面，因为我们往往强调“世界一流”，却把“中国特色”忘记了。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才是支撑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骨干和主力。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本报记者计红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