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是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最大压力。”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欧阳志云建议，应尽快出台《国家公园法》。

不久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表示，将遴选50个左右的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0%。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迎来“黄金时代”，如何高质量稳步推进？如何落实最严格的保护？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近日，多位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专家学者在北京进行了一场精彩“论道”。

科学定位

“国家公园不是无人区”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相继设立了国家公园。2021年10月，我国也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

那么，我国的国家公园有何特色？与国内传统自然保护区和公园又有何不同？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曾担任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估验收组组长。他表示，科学是国家公园严格保护、合理利用的基础，也是规划的基础、布局的基础、监测的基础和治理的基础。

他指出，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的一种类型，也是与公众最密切的一种类型。其首要目标是自然保护和生态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国家公园不能简单理解为‘无人区’，更不能当作城市公园或旅游度假区。”杨锐认为，国家公园应该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他看来，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背景、规模、速度和难度与其他国家相比，都有很大不同。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更强调生态保护，还有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科学研究做支撑。

除了建设速度，我国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面积之和已达到23万平方公里，超过美国全部60个国家公园面积之和。未来国家公园总面积预计约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0%，也远高于美国2.3%和世界平均3.4%的水平。

杨锐还指出，我国的国家公园多处于偏远地区，无论从保护和发展、自然保护地与人居环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结构性矛盾来看，其建设难度都是最高，挑战性也是最大的。

国际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主席、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审专家组成员。他认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出台，尤其是强调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这一首要功能，明确了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作用，是我国近几十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经验。

“国家公园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要注重历史和未来的演变。有些区域现在看起来可能很一般，但未来可能会极其重要，这需要以国家公园群或更科学的空间布局来完善。”雷光春说。

科学保护

“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

国家公园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那么，最严格的保护应把握怎样的“度”？

自2015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就担任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审专家组成员。他表示，“最严格的保护”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而不是建立禁区。“这一点是国际共识，‘保护’在国际上对应的是‘conservation’，英英词典中常见的解释为‘wise use’，意为聪明利用。”

苏杨认为，正因为是“wise use”，国家公园的资源转化与以往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获得收益不同，“国家公园内及周边的原住民及企业等通过各种形式的生态产业化，如原住民保护野生动植物并从生态旅游中获益，会直接形成保护自然带来经济收益的关系，最终与国家公园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才能形成共抓大保护的生命共同体。”

雷光春也指出，“更严格的保护”应更加尊重自然规律。“有些国家公园把老百姓赶出去，导致一些传统生产方式消失，整个生物群落演变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保护目标可能无法长期生存。”

“‘生态保护第一’不能误解为‘生态保护唯一’，国家公园还兼具其他功能，是自然保护和公众之间的媒介。” 杨锐认为，保护本身就是最大的利益。

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看来，国家公园强调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保护”相对容易把握，但“完整性保护”的尺度并不好拿捏。

“我不赞成所有国家公园都要‘划一条线’。”马克平认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要结合国家公园所处的地理位置、主要保护对象等，不能“一刀切”，不能走极端，要把握好度。

欧阳志云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国家公园的建设在人类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外，还要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强调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筑牢基础。

科学发展

“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由于《国家公园法》尚未出台，体制机制也成为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最大压力。

欧阳志云表示，国家公园的体制机制建设面临着诸多难题，一方面管理机构的建设会造成一部分人下岗或换岗；另一方面严格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与自然亲近的程度，资源开发活动应如何限制，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应如何安排等都尚不清晰。

在苏杨看来，世界上所有自然保护地的根本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如果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一律禁止人类活动，就不可能把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苏杨认为，“目前的核心区划定标准把资源价值高低与对人类活动影响敏感性的高低相等同，而不是考虑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需求。这样不仅可能给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带来很大负担，甚至可能破坏有些地方已经形成的原住民生产、生活与主要保护对象之间近似共生的有利关系，禁止人类活动后反而有害于保护。”

他还指出，如果不把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解析清楚，或将影响地方政府参与创建国家公园的积极性，把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

对此，苏杨建议做到“科学保护、体制保障”，构建科学的管理方法和责权利相配套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愿意，并且能够按照科学要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钧认为，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的实现需要各方参与，共同落地好治理体系和管理体系。

“完善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将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起到关键作用。如果产权模糊，权责不清，则会导致管理混乱。”张玉钧表示，从不同角度对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综合性的统一或规范管理，将是一种很好的探索路径。

科学研究

“从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

国家公园监测体系建设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欧阳志云也对此方面的工作成效表示称赞。

“国家公园监测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平表示，国家公园的管理发展需要科学研究做支撑，同时国家公园又为更广泛的科研提供了基地，推动了科研平台的建立。

对此，雷春光建议每个国家公园都可以建立研究平台，并对所有研究团队开放，但每个研究平台都要有顶层设计，这样可以吸纳全社会的研究力量，是一种重要的广泛参与机制。

对于应该研究哪些课题，马克平认为，首先要满足国家公园管理和发展需求，其次要能够作为研究基地支持相关研究，特别是一些长时段的基础研究。此外，除了自然科学，还应特别重视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杨锐看来，国家公园研究机构要从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研究要具前瞻性和前沿性。除了国家公园本身，还要研究背后深刻的科学和社会治理问题。

他认为，与国外的国家公园思想基础不同，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是“人与天谐”。因此，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和多尺度开展研究，共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国家公园还有自然教育的重要价值，科研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把严肃的科学话题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知识。” 张玉钧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