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美国知名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一口气撤回20篇论文。

撤稿理由不是常见的抄袭剽窃、数据造假，而是怀疑出了“内鬼”，这些论文的同行评议被操纵了。其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显示，该期刊所依赖的编委会成员似乎卷入了同行评议操纵事件，具体来说，一些学术编辑在帮助作者发表论文。

这20篇撤稿论文只是一小部分。该刊调查小组发现，共有100余篇论文和1700多名作者涉及其中，使其成为近几年来该刊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诚信事件。

该刊首批撤稿声明发布后，遭到了中外作者的强烈抗议。“我强烈反对撤稿！我申明真的不认识学术编辑。PLOS ONE这种不负责的行为，引起同行对我的恶意攻击，对我生活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其中4篇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贵州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李云洲对《中国科学报》说。

不过，该刊在回复《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个人层面的责任（认定）超出了期刊的裁决权限。”考虑到目前已撤稿文章的性质，PLOS ONE称，除非相关论文的问题首先在机构层面进行调查并得到解决，否则所撤论文将不会被重新提交审稿。

秘而不宣的“关系”

今年3月，PLOS ONE的一位编辑在处理一些农业领域的论文手稿时，发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位作者在10个月内提交了至少40份手稿，远超预期。

编辑把这一异常现象告诉了该刊的伦理团队。一个月内，该团队的调查范围从最初约50篇论文，很快扩大到2020年以来该刊收到的300多篇论文——其中100多篇已经发表。调查小组发现，有1700多名作者与涉事论文有关。

“这可能是我们几年来遇到的最大规模的案例。”PLOS出版伦理团队执行编辑Renee Hoch说，“看到作者人数以及他们发表的论文数量时，我们就觉得这无疑给期刊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随着调查的展开，让该刊伦理委员会担心的是，期刊所倚重的学术编辑似乎卷入了同行评议操纵事件。

学术编辑，即特定领域的外部专家，通常管理着期刊同行评审和稿件的接收。调查组发现，在涉事论文中，一些经手的学术编辑与一部分作者的名字反复一道出现。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学术编辑最近曾与一名或多名作者合作发表过论文，但从未向期刊内部人员披露这些“关系”。调查组认为，他们可能会邀请一个或多个与作者存在某种非公开关系的同行审稿人，操纵同行评审过程。

Hoch表示，其背后的具体操作很难说清，但调查发现作者和学术编辑之间的关系“描绘出一种合作网络的画面”。

更令人起疑的是，大多数涉事编辑在2020年加入该刊编委会，正是在同一时期，相关投稿开始出现，其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如果你看到一篇或者两篇这样的论文，问题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看到100或300篇，真得非常令人担忧。”她说。

学术打假“侦探”、曾供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lisabeth Bik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大多数期刊都有规定，如果学术编辑、同行审稿人和作者有朋友关系，或最近有合作，或者在同一机构工作，那么他们就不能处理或审阅论文。”

“看来，这条规则在这些案例中没有得到遵守。”Bik说。

Hoch坦承，这一现象之所以会避开PLOS ONE内部的竞争利益检查，是因为目前缺乏相关的工具来确定合作出版的历史。她表示，虽然涉事的学术编辑仅占整个编委会成员的“极小的一部分人”，但该刊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漏洞”。

调查发现，涉事论文还存在包括类似“论文工厂”的学术不端现象，例如一些作者发表论文数量高得可疑、一些作者的贡献存在问题等。其中，41位作者和学术编辑参与了10篇或数量更多的论文投稿，他们中约有一半来自巴基斯坦，其次是中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印度。

目前，该刊撤销首批20篇涉事论文。随着编辑逐步完成对其他论文的后续调查工作，将大约每两周分批予以处理。

“冤枉！”“反对撤稿”

对于PLOS ONE的首批撤稿，很多作者并不认同，声称他们与学术编辑之间并没有利益关系。李云洲就是其中之一。

“我强烈反对撤稿。首先，我并不知道撤稿的原因；其次，（我们的）所有数据和评审过程都严格遵循程序，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再者，这会影响该刊的声誉和可信度。就像我们已经付款，你们却要退货，会严重影响贵刊的声誉。如果任何期刊可以自由地撤回作者的手稿，那该期刊也会消亡。”李云洲8月3日在回复《撤稿观察》网站的置评时表示。

而在8月9日回复《中国科学报》的邮件中，他表示，即便4篇论文存在问题，其“产权也不属于中国”，因为第一作者和第一通讯作者都来自巴基斯坦，他本人只是参与了部分工作。

“从开题报告、试验设计、文章撰写等方面（我们）都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沟通。疫情原因，他们在本国试验，我参与部分试验设计。但是作者顺序、作者添加都是巴基斯坦方决定的。”他说，“我不认识PLOS ONE所说的编辑，更不可能操纵评审。”

“我真的好冤枉！”李云洲在邮件中反复声称，“因为学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我只是希望他们（巴方）推荐国际学生来学习，而且有个学生在申请CSC奖学金（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管的中国政府奖学金），但目前还没来。”

撤稿发生后，李云洲表示，他在积极与期刊沟通，“不能把期刊的猜测认定为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李云洲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4篇论文，均集中在2021年7至10月。他和合作者似乎并未意识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样几个名字频繁出现在一本期刊上是否妥当。特别是其中两篇论文的发表时间仅间隔一天，分别是10月13日和14日。

目前，首批20篇撤稿中涉及的另一位中国作者，是延安大学 学院教授王秀康。他与巴方合作者共有两篇稿件被撤回。其中一篇王秀康担任通讯作者的研究中，他负责试验的概念化、形式分析以及稿件写作、审查和编辑。撤稿声明显示，他也反对此次撤稿。

而王秀康的一名合作伙伴、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的Muhammad Hamzah Saleem，则是此次被撤稿的两篇论文的通讯作者。他也表示不同意撤稿，因为自己和学术编辑并非朋友，也从未合作过。

“我完全不同意（期刊）单方面的决定。”另外两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巴基斯坦巴哈丁扎卡里亚大学的Subhan Danish也表示，“如果我们连编辑和审稿人都不认识，怎么可能有这些罪过呢？”

“现在许多科学家的事业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论文没有问题，但我们却因为没有犯下的罪行在遭受痛苦。我恳求（期刊）不要在年轻科学家的事业刚起步时就糟蹋他们。”他说。

“希望所有作者对文章内容负责”

对于作者们的观点，PLOS ONE高级传播经理David Knutson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个人层面的责任超出了期刊的裁决权限。我们希望所有作者对文章内容负责，通讯作者负责并代表所有作者发言。”

实际上，在此次1700多名与涉事论文相关的作者中，大多数人（约75%）的名字仅出现过一次。对此，Knutson说：“在这起事件中，并非每位作者、编辑或审稿人都存在诚信问题。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回避文章或作者群体的整体问题。”

那么，此次撤稿中如果只是因为学术编辑未披露本应公开的信息，而非论文本身存在问题，该刊是否会重新考虑提交所撤回的论文呢？

对此，PLOS ONE向《中国科学报》表示，除非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作者直接向期刊提出由该刊发起全面调查，并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2）期刊获得作者所在的相关机构的官方支持，就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和提供意见；3）机构调查的结果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有关问题；4）作者需要修改手稿直到满足期刊的要求，提交先前被撤销的作品，并确保新提交的内容完全符合期刊的所有政策。

这并非PLOS ONE首次批量撤稿。

早在几年前，Bik就曾检举该刊348篇论文存在问题。随后，期刊撤回其中22篇论文，并对另外55篇进行了修正。“期刊的可信度不仅取决于其发表的论文数量或影响因子，还取决于其对所检举问题的关注。”Bik对《中国科学报》说，一份从不撤稿的期刊有时并不可信。

Bik表示，过去几年，PLOS ONE对不当行为指控的回应明显改善，也获得了她的尊重。

对于被该刊撤稿的作者，其影响仍在持续。

在这一事件被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旗下新媒体iNature报道后，李云洲认为其报道标题“中国等学者参与的超过100篇文章涉嫌操纵同行评审”，有恶意攻击之嫌，属于“故意夸大扭曲事实，丑化中国科研人员”。

iNature编辑刘华博士（化名）则认为：“李云洲现象只是沧海一粟。如果不去深挖中国学者的这些文章，后面低调处理，他们就能够蒙混过关了。很多撤稿文章皆是如此。”在他看来，要给那些选择铤而走险的人踩刹车，根本在于改变将发论文与晋升、评优、评奖相挂钩的学术评价制度，并加强对违反学术诚信问题的处罚力度。

PLOS One首批20篇撤稿信息

李云洲和合作者四篇已被撤回的论文

王秀康和合作者所涉两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