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清尘：极端天气频发，地球“高烧”还能控制吗？

中新社北京8月9日电 题：极端天气频发，地球“高烧”还能控制吗？

——专访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

中新社记者 陈溯

今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3月，异常热浪袭击印度和巴基斯坦；6月以来，美国持续高温使约90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下；7月，欧洲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葡萄牙一度出现47℃高温。在中国，入汛以来，南方多地降雨量打破历史纪录，北方热浪将气温推至40摄氏度以上，全国有245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7月历史极值。受高温影响，北半球山火、干旱频发，多地最大用电负荷刷新历史纪录。

2022年的地球怎么了？为何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人类还能控制气候变化吗？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今年入汛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暴雨侵袭，并造成严重洪灾；近日，北方暴雨也开始增多。与此同时，今年夏季中国大部地区持续高温，多地最高气温破极值。这些极端天气事件的成因是什么？近年来，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否呈增多趋势？

巢清尘：6月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受暖高压控制，盛行下沉气流，以晴朗少云的天气为主，太阳辐射强，易形成持续高温天气。此外，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平均温度升高，高温天气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全球变暖将通过改变大气环流、海洋和地表状态等间接方式影响全球的高温天气。

整体而言，今年中国的气候较为异常。今年华南前汛期较常年偏早16天，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且降水极端性强。华南前汛期开始以来，闽粤桂琼四省区有多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当月历史极值纪录。3月1日到7月31日，珠江流域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86.4mm。

近年来，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2021年，中国平均高温日数为12.02天，较常年平均偏多2.95天。今年以来(2022年1月1日到7月31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为9.32天，较历史同期(5.94天)偏多3.38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中新社记者：纵观全球，今年夏季北半球的极端高温天气频发，欧洲多国、美国西部高温肆虐，部分地区刷新纪录。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的原因是什么？全球气候变化呈现什么特点？全球气候变暖给全球经济社会造成哪些影响和危害？

巢清尘：全球变暖是北半球高温热浪事件频发的气候大背景，大气环流异常则是6月以来全球多地高温热浪频发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加与气候变暖的大背景有密切关系。气候变暖会改变全球的海洋和大气环流形势，并通过海洋和大气、陆地和大气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局地气候。气候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更易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增加，包括陆地和海洋极端高温、强降水事件、干旱和火灾天气等，对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干扰破坏，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的评估结果，全球约10%的人口受到极端降水增加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约有40亿人每年至少会经历1个月的严重缺水。干旱、洪水和海洋热浪导致粮食供应减少和粮食价格上涨，威胁到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营养和生计。此外，全球气候变暖还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增加了发生武装冲突和非自愿的人口迁徙的风险。

全球气候增暖也导致了极端事件增加。极端事件带来的灾害损失也不断增加，过去50年全球平均每天发生一次极端事件，平均每天造成115人死亡，2.02亿美元的损失。

中新社记者：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议上发出警告，“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已经不可控？

巢清尘：最新发布的IPCC评估报告确实指出人类活动已使气候系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0年以来的50年，是过去2000年来最暖的50年；1901年到2018年，全球的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2米，上升速度比过去3000年的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10ppm，是过去200万年来最高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也在增加，过去50年极端天气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损失增加了7倍。有科学家预计，到2100年，一半以上的沿海地区可能会遭遇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

这些数据都说明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全球气候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人类不立即采取行动，按照当前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气候模式计算显示，到本世纪末，和工业化前相比，全球的升温幅度将在2.2-3.5℃之间，极端事件的强度、发生概率、持续时间和造成的灾害都将显著增加，可能造成很多不可逆的后果。因此，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如果人类加以控制，全球的升温幅度会小一些。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相关方面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巢清尘：当前，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落实到国家层面的规划中还存在挑战，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也不同，因此全球性的气候行动、政策、规划等在落实到不同国家时往往会遇到很大的挑战。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政策支持，虽然随着《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等国际协议的达成，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离实际需求仍相差较大。

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策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减缓是通过能源、工业、交通等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较长时间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则是针对已经发生和预期将要发生的气候变化，通过对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的调整，来减轻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并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某些机遇。

目前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重减缓，轻适应的倾向。中国一贯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针对减缓，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碳减排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相比2015年下降18.8%，相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下降40%—45%的目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针对适应，今年6月，中国印发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成为中国打造适应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全球样板”的重要文件。

碳中和目标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既不能等，也不能急，需要尊重客观规律，科学谋划，变压力为动力，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具体问题，扎实推进目标实施。(完)

受访者简介：

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研究员，理学博士。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研究组联合主席、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气象学会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气象学会气象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2020-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环境领域气候变化子专题副组长。第四次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科学卷领衔专家。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长期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工作。

研究领域为气候系统分析及相互作用、气候风险管理以及气候变化政策，主持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科技支撑计划、中国清洁发展基金以及国家和地方发展与改革委、中国气象局以及国际合作等项目十余项。发表论文60余篇，合著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