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迁地与就地保护相互补充

2021年10月12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指出，国家植物园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保护第一、惠益分享；坚持以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2022年5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时同样强调：华南国家植物园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保护第一、惠益分享；坚持以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植物迁地保护”在南北两座国家植物园的未来发展中都将占有重要位置。

2012至2022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开展了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仍需进一步加强。在此次调查的283种最受关注的野生植物中，有98个物种野外数量低于稳定存活界限，严重濒临灭绝，占调查物种数的34.6%。调查还发现，仅有30种野外种群完全纳入了就地保护，另有61种野外种群的80%以上纳入就地保护，二者相加，就地保护状况较好的调查物种共91种，仅占调查物种数的32.5%。这些数据表明，仅靠就地保护，已不能完整实现植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国务院在设立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批复中还强调，国家植物园应“强化自主创新，接轨国际标准，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从国际同业发展趋势上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20世纪末便开始鼓励对濒危植物进行迁地保护，植物园成为濒危物种的“诺亚方舟”，承担物种收集并在其栖息地破坏或退化期间保存物种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对植物园的功能界定，也更强调植物迁地栽培、收集植物材料并进行科学记录等内容。由此可以期待，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将会在上述多个领域继续发力，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一环。

华南国家植物园有何独特？

广州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汇聚了我国南方大多数植物物种；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具备更优的区位条件和基础优势。

据住建部《2020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广州是中国内地主要城市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高的城市。在有90余年历史的华南植物园基础上建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现有38个专类园，迁地保育植物17168个分类群；植物园拥有3个研究中心、1座植物标本馆、2个国家级野外台站和3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

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此次新设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和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在华南国家植物园园区中心成功培育的报春苣苔，是对珍稀物种进行迁地保护的缩影。开紫花的报春苣苔，对生长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这种生存于人迹罕至之处的植株曾消失了120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3株报春苣苔在广东连州被发现，处于不折不扣的“极度濒危”状态。2002年，华南植物园开始了报春苣苔的迁地保护研究，2003年利用生物技术成功繁殖报春苣苔，2007年成功实现野外回归。

如何体现社会公益性？

国务院在设立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批复中还强调，国家植物园应“体现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两种主要方法。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构建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中国较为完整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与同步发展的国家公园一样，国家植物园的未来发展也不仅仅局限于成为科研重地，还会更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和社会公益特征。由植物园原有的科普功能提升至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水平，对于两个国家植物园来说，都是一项新的挑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97年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列入了一种栖息在密林深处、散发腐肉气息的“巨魔芋”。从7月19日起，“盛开的巨魔芋”开始在网络上刷屏，3株巨魔芋陆续在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温室里开花。国家植物园甚至为此开辟了夜场直播，主动吸引观众观测世界首次迁地保育的巨魔芋在人工栽培状态下群体开花。

华南国家植物园同样具有提升自然、文化科普教育功能的良好基础。园中还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的恩师朱澄墓也坐落在这里，2002年7月，朱澄墓被公布为第六批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华南国家植物园的龙眼洞中，人们可以参观飞鹅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龙眼洞所在的飞鹅岭，曾出土了大批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和陶片以及13处文化遗址。

会不会出现更多国家植物园？

2022年6月16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划院组织编制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情况调查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其提供的最新数字表明，我国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迁地保护机构134个，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依靠迁地保护实现与就地保护的相互补充，是完整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途径。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地处温带，而华南国家植物园则位于亚热带，两个园区属于不同的气候带。在迁地保护植物类群上各有特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和植被类型多样，在我国建立的近200个植物园（树木园）中，还有更多植物园具备加入“国家队”的潜力。

在2021年举行的“COP15”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 “扶荔宫”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这里保存着2500多种特色植物，展示了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云南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别具特色的生态景观。

从体系特征来看，位于中国西南的昆明植物园，其覆盖的云南高原、横断山区及青藏高原区域，植物种类异常丰富，蕴藏着重要的国家战略生物资源，是全球3个山地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与位于温带的国家植物园、位于亚热带的华南国家植物园不同，昆明植物园属中亚热带内陆高原气候，丽江园区海拔纵跨2680至3600米，高差近1000米，呈现出典型的立体气候背景和山地垂直植物带谱。

现在，昆明植物园已建成了山茶园、岩石园、竹园、水生植物园、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扶荔宫温室群、裸子植物园等16个专类园，收集保育来自全球、特别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植物资源8840余种……

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与迁地保护，是我国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力度中的重要一步。完善就地与迁地保护体系、创新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中国实践，为全球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恢复生态脆弱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人们有理由相信，以国家植物园和华南植物园为开端，中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将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扩展。通过迁地保育珍稀濒危植物、特有类群和重要经济植物，中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能够为保护地球上生物多样性和世界和谐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延伸阅读

迁地保护是以整株、种子、花粉、营养繁殖体、组织或细胞培养物的形式，在其自然栖息地之外保存和维护活体样本。

迁地保护从保护的目的出发对特别的类群进行引种收集和相关研究。为了达到好的效果，要注意植物材料的收集类型、收集方法及其档案，综合考虑物种的生物环境及非生物环境，对有活力的种质资源进行后续监测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