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业典礼的台下列席到台上演讲，叶露鹏、洪玲娟夫妇用了12年。这12年来，他们打破校史、从二本大学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实现了科研平台“三级跳”。

他们曾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今年5月份，这对夫妇说到做到，全职加入南京大学，任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和特任研究员。等待他们的，是“独立PI、博士生导师、充足的启动经费和宽敞的实验室”……

而在这些光鲜的背后，充满了披星戴月的苦读，没有自己理想的课题，几近放弃时的相互鼓励。

这期间，他们从同班同学变成了夫妻，升级为父母。“双科研”家庭中，带孩子，做家务，以及为此迟滞实验进度，琐碎拌嘴不时上演，疫情居家又使矛盾更加凸显。

他们在逆袭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挫折？初为“青椒”未来有哪些计划？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获得科研爱情双丰收？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对叶露鹏、洪玲娟进行了专访。

叶露鹏、洪玲娟夫妇

逆袭：用心想做成一件事，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

《中国科学报》：在母校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叶老师曾说“从大学毕业至今，我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坚信失败可以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失败让我知道如何取得成功。”请具体讲讲曾遇到过的最大挫折？又是如何克服并获得成熟的？

叶露鹏：

最大的挫折应该是高考。读高中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喜欢运动，平时也参加田径训练，计划考体校或警校。临近体能考试，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结果没能参加。这让我非常沮丧，就随便填了一下高考志愿。当我知道被浙江万里学院录取时，还给学校打电话，想让他们退档、拒收，但已为时太晚，只能硬着头皮去读大学。

大学初期的一年多我都比较迷茫，没把心思花在学习上，第一次考英语四级分数很低。

当时洪玲娟是我们的专业第一，我就去找她请教学习方法。后来交流多了，也受到了一些感染。我开始沉下心认真思考自己的现状，觉得自己不能这么浑浑噩噩耽误下去，至少要先学些专业知识、把四级考过。后来花了很多心血去学习，但由于底子薄弱，考了好几次才考过。

洪玲娟：

当时来找我请教的同学很多。我能感觉到，大多数人都是借笔记应付考试，只有叶露鹏是真心想提高自己。他是那种认准了一件事就有毅力坚持下去的人，从临近大三开始，他会每天准时买好早饭去宿舍楼下等我，我们每天都是等图书馆开门的第一批人，有时候就变成了他督促着我学习。

两人本科毕业时的合影

《中国科学报》：从浙江万里学院到浙大、再到耶鲁，在人们眼中这是逆袭。你们自己怎么看这个过程？

洪玲娟：

回头想想，从万里学院到浙大相对更难一点，我们是学校历史上少有的直接考上浙大的学生。

我们都是浙江本地人，浙大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学校。当时是想全力以赴，放手一搏。

在考研过程中，我们会经常互相鼓励、互相提示，类似于“今天又接近浙大一步了！我们是不是有个脚趾头已经踏进浙大了！”这种的，每天学习也不觉得枯燥，总觉得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叶露鹏：

我们不会忌讳自己的母校，二本只是一个阶段、一个临时的状态，它无法决定我们的一生。况且要说学习资源或支持条件，也并不比别的学校少。

当时准备考研的同学很多，但真正能坚持从早到晚学习、坚持到最后的人很少。我们觉得，如果用心想做成一件事，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的，做到了之后就没觉得那么难。

人一旦坚持下来一件事情，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会更容易完成第二件事。所以考研的这段经历给了后面很大的力量。

《中国科学报》：你们什么时候坚定了做科研的想法？

叶露鹏：

应该是博士快毕业到博后这段时期。

博士前期我一直做昆虫相关的研究，会用到TALEN、同源重组、转座子等早期的基因编辑和遗传操作工具。2013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兴起，我非常感兴趣，当时的老板也很鼓励我去做一些探索。

临近博士毕业，我很希望在这方面能再多做些积累，就到洪玲娟的老板韩峰教授那里做了一年多的博后，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这应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多，可以说彻底解放了自己，在最感兴趣的事情上做了许多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把科研当作事业的想法不断坚定。

《中国科学报》：申请耶鲁博后的时候顺利吗？到实验室初期遇到过哪些困难？

叶露鹏：

当时我想去国外学习最前沿的技术和研究，筛选了很多实验室，给那些顶尖实验室都投了简历，但没有通过。

后来在耶鲁大学官网上，看到我后来老板的名字觉得很眼熟，想起曾读过他的论文，当时他还在张锋实验室做博后，看来是已经到耶鲁大学做教授了。我马上给他写了邮件，后来通过了面试。然后我帮洪老师也投了简历，是耶鲁的心血管中心，总体上觉得我们非常幸运。

刚去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前7个月，我基本都以合作者的身份在与其他成员一起做研究，自己的研究方法还是比较迷茫，也没有进展，那段时间整个人都比较焦虑。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寻找最合适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课题，更多的还是要从文献中得到启发，从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把握当前的前沿科学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科学问题成了我开展研究的切入点。要关注领域内的研究发展、面临的科学问题，评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找到和实验室研究的结合点。后来我提出了很多想法，主动找老板谈话交流，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课题方向。

两人在国外做博士后时的合影

回国：选择不唯篇数和影响因子的高校，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二位曾提到会毫不犹豫选择回国工作，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洪玲娟：

我们原本的计划就是回国。博士后期间，做什么不做什么老板有主要的决定权，成果当然是国外实验室的。有时候，当我们意见相左时，谈判协商的结果不一定令人满意。回来之后，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成果也是中国的。

《中国科学报》：你们为什么选择南京大学？未来有什么计划？

叶露鹏：

当时面试了好几所学校，南京大学是最合适自己的。

南大是我面的第一所学校，面试完就接到了现代生物研究院的offer通知。

首先，现代生物研究院是新成立的学院，其科研理念、学生培养机制、教授引进和晋升机制等和发达国家更接近，有着非常好的学者型研究环境。学院不在乎大家发了多少篇文章、影响因子有多少，考察的是所做的研究在领域内的重要性、完整性、可持续性。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更专注于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

另外，现代生物研究院给年轻教授提供了充足的启动经费、实验室空间等。

洪玲娟：

我的一些研究还在陆续推进中，目前只发出来一篇，学校给了研究员的职位。

由于疫情的原因，运送实验动物比较困难，回来之后都在筹备这些，需要几个月之后才能继续开展研究。等两三年之后，随着成果的累积，我可能会再寻找更有竞争力的职位。

“青椒”：思维最有活力时，没有博士生一起做实验非常可惜

《中国科学报》：从博后到独立PI，你们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和此前做科研会有哪些不同？

叶露鹏：

做博后，可以把精力全都放在研究上，做好实验是重心。但成为独立PI，要求会更多：

首先，要保证实验室有充足的经费，这个责任是完全由PI担当的。我在耶鲁做博后的第二年底实验室就面临了经费问题，实验室经费快用完了，大部分工作不得不暂停，好在后来实验室有文章发表才重新有了经费；

第二，不仅要知道自己怎么做科研，还要知道跟谁合作、安排谁来做，以保证顺利完成一个项目。团队里每个人的能力背景都不一样，如何发挥他们最大的优势，是需要认真琢磨的问题；

第三，一个实验室会有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如何运维、如何建立起文化氛围也需要花时间考虑。

前后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也在适应过程中。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很多“青椒”提到面临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如发文章、职称考核、激烈的竞争等，你们会有这样的压力吗？

叶露鹏：

压力肯定是有的，但由于学校的晋升方式等，相对会好一些。

南京大学给我的职称是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同时是博士生导师，招生的指标也不少。9月份，将有多名硕士生加入实验室，明年将有2位博士生加入，很令人期待。

这一点非常关键。按照传统的晋升标准，当不上教授就很难做博士生导师，在青年阶段，在大家思维最有活力的时候，手底下没有博士生一起做实验是非常可惜的。等到升上教授了，很可能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思维活力、精力都没法跟之前相比了。

同时由于非量化的、相对宽松的考核方式，我可以有时间去做真正感兴趣的研究。

洪玲娟：

从这些年在科研上的时间精力投入来说，叶老师比我更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我很难再像之前一样去做科研。因此，他的成长是快于我的。但我的兴趣一直都在，当叶老师建立起了独立的实验室，有了平台资源后，我也有了一个后盾，我可以跟他合作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去做更真实可信的研究。

叶露鹏、洪玲娟夫妇

爱情：在两个人节奏不同步时，相互做出一些调整

《中国科学报》：2019年，也就是出国的第3年，儿子出生，给你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洪玲娟：

怀孕的时候还好，在科研上投入的时间精力还是能保证的，但儿子出生后，完全打乱了工作和生活。

当时产假6周，我提前2周开始休的，还没等到满月就去实验室了，白天由我妈妈帮忙带。但由于母乳喂养，每隔三四个小时要么回家，要么去母婴室吸奶出来冷冻。这就导致很多大的实验做不起来，过程中总被打断，要花比原本更多的时间。

由于缺觉、激素水平等，又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局面，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状态很不好，经常会焦虑崩溃。像我们做实验，把细胞养死就养死了，大不了换一批，可面对自己的孩子，任何一点问题我都无法承受。这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只有不断调整适应，那段时间叶老师也承受了很多。

《中国科学报》：叶老师曾提到，白天要带小孩，只能利用晚上去实验室工作，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

叶露鹏：

2020年，孩子1岁左右，好不容易我们可以喘口气了，但疫情来了。托儿所关闭，国内的父母也过不去，所以我们至少有一个人要待在家里带小孩。

早上，洪老师去实验室工作，我在家带小孩。到了下午或晚饭的时候换班，孩子晚上比较依赖妈妈，我一般利用这个时间去实验室工作，到半夜回去。这样持续了大半年吧。美国的疫情一直都比较严重，后来也不得不复工，孩子重回托儿所，育儿压力减小了许多，但更加担惊受怕，因为小孩子很有可能被感染。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家务事是如何分配的？

叶露鹏：

其实就是在两个人节奏不同步的时候，相互做出一些调整。

我其实在去年7月份就已经确定去南京大学了，但当时洪老师的成果还没发表出来，因为生孩子、疫情等都耽搁了不少，如果那时候回国，研究会大打折扣，非常可惜，所以决定再往前推进一些。到了今年，她的第一篇成果出来了，我们才启程回国。

她如果继续待在耶鲁，后续的研究会更顺利一些，但考虑到希望一家人在一起，也来了南京。

再比如带小孩，都是相互调整适应。

洪玲娟：

家务方面就是发挥各自的优势。叶老师很擅长做饭，基本包揽了全家的伙食，还有一些粗活，其他家务我来负责，当然他也会主动分担。

《中国科学报》：做饭和做科研哪个更容易？

叶露鹏：

我一直觉得，如果会做饭，实验肯定能做好。但实验做得好，不一定能做好饭。做实验很多东西都是定量的、固定的，但做饭的火候、调料、顺序全凭感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