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北京交通大学国家能源主动配电网技术团队在锂电池安全性检测等领域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成为了业内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团队。然而，团队成员却有一个多年未能实现的夙愿——让他们在校内的科研场地再大一些。

原来，为确保安全性，锂电池检测需要的场地相对较大，校内很难提供多余空间。长期以来，他们只能在北京市海淀、昌平等地租赁实验空间，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不便。

“类似的情况在北京交大很普遍，许多团队的空间需求得不到保障。”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交大新校区建设办公室主任刘江涛坦言，由于校园面积狭小，该校许多重要平台和项目只能在校外寻求发展空间。

不过，让他欣慰的是，这样的无奈也许即将成为历史。

不久前，北京交大召开雄安校区总体规划设计启动会，这意味着该校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正式拉开帷幕。仅一天后，北京科技大学也发布了雄安校区总体规划方案征集文件，开启雄安校区总体规划设计。

公开资料显示，雄安新区首批四所北京高校已经确定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

拓展办学空间的一次机会？

对于上述四所高校来说，外迁雄安带给它们的最直接好处，是其办学空间的拓展。

据统计，目前国内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平均占地面积约3200亩。相较之下，北京交通大学海淀校区（含家属区）的占地面积只有900余亩，但目前该校的在校生人数已达3万人左右。

而它并不是四所高校中校园面积最小的高校。北京林业大学官网显示，该校总占地面积达13176亩，但其中实验林场占地面积占了12480亩，校本部只有696亩（含家属区），而该校的在校生人数却已超过2.6万人。

狭窄的办学物理空间给高校的科研和教学出了一道难题。《中国科学报》在采访中得知，有学校因为校园面积不足，无法建设足够的食堂，只能通过调整不同教学楼的下课时间，使学生“错峰就餐”；由于缺乏科研用地，有些本应建在地面上的科研设备也只能被迫转移至地下……

为缓解办学空间难题，上述高校其实很早就开始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了。北京交通大学早在2009年前后，便成立专门机构处理扩展办学资源，以及谋划建设新校区等事宜。十几年间，该校先后在威海建立了国际合作办学校区，在唐山建设了唐山研究院。然而，这些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办学空间狭窄的问题。

“北京高校的办学空间问题是在2000年后，伴随着大扩招的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的。”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表示，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政府先后在沙河、良乡等地建立了大学城。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也有些高校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赶上这波“红利”。

这其中就包括了多所此前归属各部委，并在2000年左右转归教育部直属的行业类高校，而这些高校普遍存在办学空间不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这些高校也大多寻求过在北京市范围内拓展办学空间，但伴随着北京市在“十三五”时期提出疏解部分高等教育功能，并作出高校不再新增占地面积、城六区高等教育不再校内扩建的决定后，这条路基本上已被堵死。

“从某个角度说，到雄安办学可以算作是这些高校拓展办学空间的最后一次机会了，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控制高校异地办学的大背景下，这次机会显得更加珍贵。”周光礼表示。

与此同时，北京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迁入，对雄安当地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所高校的迁移不仅关乎师生，也往往会连带其他相关人员。”据周光礼估计，如果北京地区有10所高校将主要教学资源迁至雄安，就能直接或通过拉动经济、创造就业等间接方式，带动约100万人口的流动，这对于疏解北京市人口压力将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这100万人口中的大部分属于高学历人群，对于雄安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总之，迁校雄安这步‘棋’走得非常高明。”周光礼说。

办学空间不足的潜在忧患

虽然长期苦于办学空间不足，但刘江涛也坦承，从全国范围看，物理空间不足并不是一个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

在他看来，高校办学空间与自身发展规划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高校制定发展规划要在其办学空间允许的范围内。同时，办学规划设定的目标又对办学空间产生一定诉求。”但正如前文所言，目前仅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平均办学用地就超过3000亩，对于多数高校而言，高校事业发展与办学空间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并不突出。

然而，北京、上海等城市除外。

在一项研究中，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新亮根据北京市2019—2020 学年度教育事业统计资料所公布的数字，对该市高校办学资源进行了分类比较。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普通高校产权占地面积约为 7.23万亩，如果按照93所公办高校进行平均，每所高校的产权占地面积仅为777亩。

类似的问题在上海市也已经出现。

多年前的一次调研中，刘江涛曾参观过上海市某顶尖高校刚刚建成的新校区。当时他感觉校区里还很空旷，学生也很少。然而，前段时间当他再次来到该校区时，却发现校区已经人满为患，学校也在计划再次扩充校区面积。

“这很容易理解。”刘江涛说，毕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寸土寸金，能分配给高校的空间资源本就有限，这些城市又积聚了大量高水平大学，伴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产生这种矛盾毫不奇怪。

在长期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庆年看来，上述北京、上海等地出现的情况，对于国内某些正在快速扩张自身高校资源的城市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我国高校拓展办学空间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某些地方顶尖高校为了获取更好的办学条件，向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拓展，其中的代表便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深圳设立的分校；另一类则是某些办学实力相对较弱、不足以挤进一线城市的高校，转而向周边地区扩展。这两条线并行不悖，各自发展。

其中，第一条线使得优质的高校资源很容易聚集在某些经济发达的新兴城市。以深圳为例，目前深圳引进的顶级高校资源数量已非常庞大，仅原“985工程”高校在深圳组建的分校区和研究院就超过30个。

“对于这些城市而言，如果不能很好地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布局，若干年后，出现办学空间不足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目前，北京尚且有雄安新区建设这样的疏解手段，但未来是否还有类似机会，我们不得而知。对此，地方政府应该提前做好谋划。”赵庆年说。

学科布局的差异化选择

需要做好谋划的不仅有地方政府，还包括各高校本身。

在雄安校区总体规划设计启动会上，北京交大对外宣布，经过对雄安校区学科布局长达半年的规划，该校的新校区将构建以新兴交叉学科为主的学科体系。

“北京交大雄安校区未来将形成以新兴交叉学科为主体，优势特色学科、支撑学科、基础学科以及哲学与社会科学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学科体系。”刘江涛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外迁雄安的四所高校全部为行业特色高校。在周光礼看来，这类高校在学科发展中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原有优势学科专业的惯性往往较大，不利于高校整体的转型。

此前，周光礼曾为国内某知名行业院校做过咨询，该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创办了一批非优势学科专业，使优势学科专业与非优势学科专业的体量大体相当。然而，该校每次进行学科专业规划时，两类学科专业的教师都会吵得不可开交——优势学科专业的教师认为应该继续保持传统学科专业优势；非优势学科专业的老师则强调学校应该向综合化发展。

“数年后，该校拿得出手的专业，还是那些老专业。”周光礼告诉《中国科学报》，类似的问题在行业类高校转型中普遍存在，而新校区建设给了此类高校一个学科专业转型的机会——新校区就如同一张白纸，学校完全可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在老校区难以实现的一些想法在新校区实现。

在此前的采访中，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对于高校来说，在一片空地上“重打锣鼓另开张”地建立一种新模式，要比在原有模式上修修补补的难度小得多。

不过，这也要求高校在进行整体布局时，必须考虑不同校区之间专业的差异性。

周光礼坦言，他很反感高校在新校区设置专业时完全不考虑校区间的差异性，一股脑地将原有优势学科专业进行“复制粘贴”，这种做法完全发挥不出新校区在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方面的作用。“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过失败的案例。”

有失败的案例，也有成功的案例。赵庆年所在的华南理工大学做出过很好的尝试。

2019年,华南理工大学正式启用占地数千亩的国际校区。该校在新校区重点建设了十个交叉学科学院，瞄准能孕育颠覆性技术变革的新工科交叉领域，重点发展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生命健康、绿色建筑与智慧城市等领域。

“华南理工大学在学科布局上的总体思路是，博士学位点两个校区共享，传统学科设置在老校区，前沿交叉学科则布局在新校区。从目前发展情况看，这样的学科布局是成功的，也值得其他高校，尤其是行业类高校借鉴。”周光礼说。

学镇模式：一条可行的道路？

除不同校区间学科布局带来的挑战外，要想融入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的建设，各高校还要考虑如何适应雄安当地的产业需求，这直接关乎外迁的高教资源能否真正实现长线发展。

“如果这些大学在雄安的校区不能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校区将很难持续。即使能勉强维持，也只能靠主校区的长期输血，这就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周光礼直言。

对此，各高校也有清晰的认识。比如，北京科技大学就对外表示，雄安校区是学校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也是学校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桥头堡”。

然而，目前雄安新区也尚处于建设阶段，即将在雄安扎根的新校区，又该如何与当地的发展相融合呢？对此，周光礼给出了一个可以参考借鉴的样本——西安交通大学于2019年建成启用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以下简称创新港）。

作为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新校区”，根据规划，创新港将围绕理、工、医、文等四大方向建立若干研究院（中心）。每个研究院（中心）都必须跨学科交融共通。创新港将聚集至少2万名研究生和留学生，以及至少3万名全球科研人才，吸引至少5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在此设立相关研发机构，形成国际化的产业创新基地。

对于设立创新港的初衷，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曾表示：“高等教育本应走在社会的前面，引领社会发展。然而现实是，很多颠覆性技术和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技术并非来自大学科研群体，而是来自于企业。因此，大学的‘围墙’必须要打破，大学要主动地融入社会，与企业相结合。”

在周光礼看来，这番表述对于各高校即将建设的雄安校区同样适用——它们必须贴近社会，与当地产业对接，并进行高水平的产教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你的大学过去了，就要做好在此扎根、和这个地方签订‘千年之约’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王树国此前曾向媒体表示，在物理形态上，创新港的模式与牛津、剑桥等高校的“学镇”模式类似。在这种模式下，“小镇就是大学，大学就是小镇”。周光礼也直言，各所高校的雄安新校区也应该朝着“学镇”模式的方向努力，“而且这条路是可行的”。

不过在采访中，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赵庆年便直言，他并不认为高校在学科设置等方面需要无限贴近当地产业。

在他看来，在学科设置上，高校当然要考虑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但不能完全以当地需求为导向。这会严重限制学校自身的发展。

“这背后的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任何城市的发展都不能仅依靠所在地高校，高校也不能只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赵庆年说，特别是科技、人才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高校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简单的单一线性关系。

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所高校将高教资源迁至某地时，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当地的产业如何，而应该是自身的办学优势和特色。“要知道，在当前国内经济的大背景下，某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随时都可能调整，但高校已经设置的某些专业却不是说停就停的。”

“总之，在与地方产业结构的关系中，高校既不能完全迎合，也不能置之不理，这其中的‘度’如何把握，值得高校管理者深思。”赵庆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