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诗如画， 真菌学家臧穆笔下的美丽中国

“水流湍急，两岸直壁矗立，铁杉、松树和槭树、椎树杂之。河面约25米阔度，水冲岩面，流浅岩底。林中本无路，过后仰观来径，有如天都峰之梯路远景，恰似一副险境图画。山木纵横，古木成堆，尤显古意压境。”

1982年9月6日，一个下着雨的周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研究员臧穆，在他的科考手记中记录着行程及所观所思。

臧穆1982年9月6日科考手记。（本文配图均为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提供）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臧穆带领研究团队，对我国西南各地包括青藏高原的真菌、地衣和苔藓进行了广泛的野外考察和采集，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创建了昆明植物所隐花植物标本馆，开创了我国西南高等真菌综合研究的先河。

臧穆在1975–2008年间积累的二十余册野外科考纪实写生，其国内科考日记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整理出版为《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记》，厚厚的三卷本遗著，既包括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植物真菌、标本信息、生境海拔、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记录，也包括大量写生和诗书文字。

该书精选本《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日前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21年度“中国好书”、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等奖项。

如花如锦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对全球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然而由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学界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程度一度很低。

20世纪70年代始，中国科学院组织国内相关部门50多个专业2000多名科技人员，历经30年，完成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丰硕的研究成果。

臧穆也是在青藏科考中，从零开始，对我国西南各地的真菌、地衣和苔藓进行了系统的野外考察和采集。1975年，第一次入藏考察真菌，他的野外科考手记也始于这一年。

可以想见，20 世纪后半叶在我国西南地区进行野外工作的环境：山陡险峻、路窄泥泞，紫外线强，空气薄而干燥，吃、住、行都相当艰苦：缺乏基本交通工具，缺乏必要的野外装备，甚至连一部照相机都没有。

然而，青藏高原奇异的山川、良好多型的植被、多样性极为独特丰富的动植物类群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热情，仿佛进入如花如锦的探索圣地，苦累却抛之脑后。

臧穆在手记中这样记录其中某日：“一天时晴时雨，衣衫外雨内汗，加以左足趾炎，虽一步一跌，但见此伟观山川，痛苦尽减。”

对“外行”来说，大型真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蘑菇，也许是五彩斑斓却不敢触碰的致幻毒剂，也许是让人味蕾舞动的神仙美味，对臧穆这样的真菌研究者来说，则是令人兴奋的“自然之美”。

臧穆的野外科考手记前后跨度达33年，包含了大量科学专著无法呈现的原始材料，是中国社会进步、生态文明进步的生动见证。手记中对于许多科考地区的生产、生活发展的记录、思考，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是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文献。

如履如临

没有野外工作，科研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大型真菌考察须在雨季进行，冒雨考察采集是家常便饭。

据学生撰文透露，臧穆随时都把速写本放在手边。每当车子随着道路或者河流拐弯，他就会即刻在速写本上画出路线。

然而在当时的科考条件下，采集到手的标本处理与制作极其烦琐，工序复杂，标本过夜即易生虫或发霉，而烤干了的标本又会变色变形，因而臧穆总是边考察、采集标本，边速写绘图。

即便后来野外考察开始配置胶卷照相机，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杨祝良告诉《中国科学报》，依然不能懈怠于现场记录，“不然等考察回来很多天后，照片冲洗出来才发现曝光过度，标本因此科研价值锐减，岂不是浪费科研经费和时间心血”。

标本可是宝贝疙瘩。杨祝良早已被称为“蘑菇先生”，也始终记得，因初学时不懂得及时处理标本的重要性，众师兄弟被臧穆“毫不留情一顿痛批”——是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更是对标本谨慎认真，如履如临。

臧穆当年白天考察，晚上回到驻地，来不及换掉被雨打湿的衣物，立即着手烤制标本。那时还只能在火炭上小心翼翼地翻烤来干燥标本，而雨季烘干的标本第二天会返潮，须经过第二次、第三次烘烤以及密封保藏，才能达到研究用途的标本质量。

杨祝良就发生过标本烤了数个小时，眼看就要烤干的时候，“‘呼’一下就着起来了！至少烧掉一半”。但臧穆并不责备学生，快烤成的时候最容易“失手”，他知道学生们也深感懊恼。

烤制完标本，一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臧穆往往趁着记忆新鲜，又在蜡烛映照下，整理记录、给白天的素描填色，“不记录的话，到哪里采的、标本的生境都不知道”。

对比如今的科考条件，杨祝良直呼：现在条件好太多了！“现在是从实验室门口乘坐越野车去考察，以前是在大卡车的车斗里放几个小木凳当座位，或抱着所有科研设备转长途公交车。”

过去的路面很糟糕，山区道路又弯急崎岖，长时间的颠簸，大家屁股上都磨出了水泡，甚至形成血泡。臧穆会把衣服脱下来，让学生们垫着坐，“但绝对不容许我们使用标本纸（土纸）和标本袋来垫坐”。

烤制工具的水平，更是飞跃般提升。

2000年前后，即使在不通电的野外，一般也能用上可以调节火力大小的煤油炉了，但科考人员必须在凌晨两三点加一次煤油，杨祝良为此养成了生物钟，差不多时间从睡梦中自动醒来，加完油又能倒头睡去。

现在，考察现场一般能保证用电，标本分别放在几个类似水果片干燥器的设备里，温度调控在45～50℃，一晚上基本干燥完毕，考察人员不必再战战兢兢。甚而，为了保留DNA（脱氧核糖核酸）以便后续开展分子层面的研究工作，工程师会在现场就用硅胶包裹住蘑菇样本——指甲盖大小即足够，除了析出水分其他成分都能原汁原味保留。

“没有高水平的野外工作，就没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杨祝良感慨。当然，他也会怀念从前那样原始质朴的科考经历。

如诗如歌

臧穆手记是科考成果，是美术作品，也有文学色彩。

他亲手绘图染色，或素描或水彩，即兴配诗撰文，或经典或原创，对所采集获得的标本形态特征做详尽描述，鉴定到属种，记载了数百种植物的拉丁学名或英文名称。他还不拘形式地记录了科学考察活动的诸多细节，既记录自然实景，又描写内心感受。

1982年10月15日在丽江，臧穆“随车谒龙泉寺，见500年前栽种的山茶花。凌架而起，顺势而围，杆基约45厘米，花蕾初孕”，还观察到“门前有联云：诗蕴玉泉水，春酣万朵茶”，因而判断：“可见每春二月，花红如海，斯为胜地。”并以繁杂的笔法在文字旁画下了龙泉寺写景。

龙泉寺写景。

在自由灵动的笔触下，科考场景时时跃然纸上，有时发人感慨，有时又妙趣横生。

1997年夏时，臧穆在云南抚仙湖一带考察，研究员褚嘉祐描述了当地人过量食用牛肝菌“见手青”后的反应：“食后有幻觉，均为15厘米左右的小人，戴墨西哥草帽，身上着彩衣，色极鲜艳，行走方便，此时人思维清楚。”求诊时，病人称在褚嘉祐诊察室中“看”到小人鱼贯而入，还提醒来往病人：“这些小人，请勿踩到他们。”好在“1小时后，所见衣着和脸色，均成绿色，色单一而后淡失”。

一段科考日记，竟让人看得忍俊不禁。更令人想要咧嘴一笑的是，臧穆写完文字，竟还用线条勾勒出5个南美风情小人，有的叉腰而立，有的闭目养神，却都透着悠然自得的神态。

5个墨西哥小人。

《山川纪行》责任编辑周远政认为，随着年纪、阅历的增加，臧穆在手记中的文字越来越松弛，思考越来越悠远，那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大自然的诵读，对生命活力的歌唱。

夜晚休憩时，“窗外是安静的虫鸣和河水的湍流声。太虚清静，人也没有丝毫的杂念”。

车辆抛锚抢修时，远见老君山，“近山是梯田成片，偶有杉木，已是不择其粗而尽伐之矣。其山下的南温河，水正红，可见林之破坏，水不清澈”。

文字旁边，自然少不了“猎手卧室内景”、“远见老君山”等见形见意的配图。

猎手卧室内景。

为了记录尽可能多的第一手科研资料和信息，臧穆手记内容及其丰富，涉及植物分类学、菌物分类学、地理、科考笔记、日记、绘画、书法、科学文化、史料整理等，门类众多、复杂交织。甚至有读者称臧穆是“手账鼻祖”。

如山如川

随手翻阅这些手记，你就会发出感慨，是什么样的人能记录下近百万字如此细腻而又独特的手记？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在《山川纪行》中著序评价：臧穆是科学界的一位奇才，是一位博学家。

臧穆1930年生于山东烟台，东吴大学毕业后，因研究苔藓而与苔藓植物学家黎兴江相识、相恋、相守终身。调入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为奠基铭的昆明植物所后，在吴征镒先生建议下，开启大型真菌研究，成为享有国际盛誉的真菌学家，一生采集真菌标本13800余号、苔藓标本24500余号、地衣标本1200余号。2011年逝世。

臧穆

丰富扎实的植物学知识基础，坚韧严谨的治学态度，如果这些让你以为臧穆平日不苟言笑，那可恰恰相反，对于他的为人性格，知交好友、植物工笔画家曾孝濂在悼念联写道：“率真无遮拦，执着任平生。”事实上，臧穆兴趣广泛，书法、绘画、集邮、京剧、收藏均长久钻研，有些甚至颇有造诣。

杨祝良回忆了刚入师门的囧事。那时臧穆见到他们的笔记，嫌弃：字丑。师兄弟颇为不平：老师的字也没好哪儿去嘛！后经指点，才发觉办公室一副刻在竹片上的郑板桥字体的对联，是老师所写所刻，杨祝良“差点儿以为是郑板桥真迹拓写的。反正以我的水平，真假难辨”。

在学生心目中，臧穆如郑板桥一样，洒脱而具有高尚道德，这些品质如山如川，成为后学描摹的范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臧穆有机会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田纳西大学、俄勒冈大学等高校造访，回国前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二十卷标准胶卷，交给了所里后勤部门。他强调自己是党员，尤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生活费是国家支持的费用，没用完的就应该回馈国家科研事业。

科考手记中也随处可见他的乐观与执著。

65岁这年，臧穆已关节不灵，血糖不稳，眼里模糊，但仍然坚持野外考察，迷路，跌倒，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手背被蜂蛰得红肿，他却感到：“幸亏是左手，如果是右手则写字工作颇不方便了。”

2017 年 6 月，根据国家建设美丽高原、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的新布局，我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活动正式启动。

我国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但正如王文采所言：前人的野外科考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野外生物学科研工作者不断努力勇攀科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