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 张楠 刘紫依 徐玲玲 梅汝鸿

陈延熙（1914—1990）

植物病理学家、植物病害生物防治开拓者。江苏建湖人，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后因参加抗日运动辗转就读于山东大学和金陵大学，1941年、1944年在金陵大学分别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原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1961年任普通植物病理学教研室主任。曾兼任北京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华北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职。在多年科研生涯中善于钻研、勇于创新，将理论紧密联系实际，20世纪50年代，证明我国苹果树皮腐烂病的发病原理，提出了以加强栽培管理、提高树势为主的防病策略；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在果树、林木、大田作物等病害的研究中揭示了多种病害存在潜伏侵染及无症带菌现象；1978年，在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召开的阳朔会议上作了题为《现代植物病理学及其发展》的报告，对我国植物病理学的恢复起了推动作用；1979年，牵头成立我国第一个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室，开展大田、蔬菜、果树、林木及药用植物等病害生物防治工作；组织编译了系列刊物和书籍，为我国植病生防学科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陈延熙创新性地提出了“植物体自然生态系”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创制了以芽孢杆菌为主、具有防病促生功效的微生态制剂“增产菌”，目前已在全国32个省区市的50余种作物上累计应用达13亿亩，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陈延熙，一位默默奉献、躬耕一生的科学家，毕生致力于植物病理研究，由他开创的植物微生态学理论以及“增产菌”系列产品在促进农业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2021年，陈延熙入选“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名单。作为采集小组成员，我们依据规范对他的学术成长历程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剖析，并得到大量珍贵史料。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陈延熙出生于1914年，打从记事起，他就耳闻目睹列强对风雨飘摇的祖国的欺凌，早早埋下报效祖国的爱国种子，青年时代便开始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32年至1941年，陈延熙辗转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山东大学生物系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其间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进步组织。在“一二·九”运动中，陈延熙组织了山东大学抗日救国会，参加左翼学生团体“体群社”。

1938年初，陈延熙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抵达武汉。当时全国正掀起“延安热”，广大热血青年都向往延安。组织上动员一部分人留下来，王翰（原名陈延庆，陈延熙之兄）要求陈延熙留下来，参加汤池训练班。

汤池训练班全称“湖北省建设厅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以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农业合作委员会的名义在湖北应城汤池开办，实为培养抗日骨干，发展中共党员，组织和开展抗战活动。时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负责领导汤池训练班的工作。

汤池训练班吸收以大学生、中学生为主的进步青年进行培训，以政治培训为主，学习内容主要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设立社会发展史、抗战十大纲领、群众运动、合作社业务、农贷和游击战术等课程。军事方面的训练则由两名老红军教授游击战。学员毕业后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身份分赴鄂东、鄂中、鄂北、鄂西等4个地区，以组织农业合作社为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组织农民，为党在农村的工作打下基础。

当时，陈延熙参加的是汤池训练班第三期，毕业后被分至鄂西恩施。鄂西有8个县，每县分配5名学员，共40人。在恩施，陈延熙带领小组通过调查，揭露原合作社主任账目不清的问题，为以后的工作扫清障碍；接着分别在9个重点区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组织合作社。当时恩施农民银行经理陈长森是陈延熙在金陵大学时的同学，思想比较进步，陈延熙争取到他的支持，为合作社借到3万余元，这在当时是个可观数目，使合作社的革命工作有了保障。在此期间，组织上将一名地下党员交由陈延熙掩护。

1938年秋，武汉失守，鄂西形势紧张，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联系到和陈延熙在一起的地下党员余金堂，通知他们撤离。是年年末，陈延熙离鄂入川。至此，他在汤池训练班及鄂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经历告一段落。

当年这段革命经历也为陈延熙后期的科研成就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87年12月20日，陈延熙收到中共应城市委员会、应城市人民政府的致敬信。

为纪念汤池训练班的历史功绩，中央领导明确指示，在汤池训练班旧址上正式兴建具有一定规模的纪念馆。5个陈列室里陈列着汤池训练班师生的照片以及大量实物、资料，那里也闪耀着陈延熙的青春之光……

开拓植物病理学科

陈延熙1944年从金陵大学硕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等。

新中国成立后，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满腔热血的陈延熙迫切地要把知识贡献给祖国。1950年4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3所大学的农学院合并而成的大学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陈延熙任植保系副教授，为本系及外系大学生开设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等课程，同时开展大量研究工作。

1957年，陈延熙作为访问学者赴民主德国植物病理研究所进修，1961年春回国后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普通植物病理学教研室主任一职，招收研究生，并承担培养进修教师的任务。

在多年工作中，陈延熙上下求索，潜心于科研创新。即使在动乱年代，他也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而是结合“三农”实践，全面继承、发展、开拓了植物病理学。

1978年，陈延熙在桂林阳朔召开的中国植物病理学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现代植物病理学及其发展》的报告，对中国植物病理学的恢复起了推动作用。他的报告融合了他的学术观点，即植物病理学中的生态学观点。其中“植物病理学十批判”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赞扬。不久，他又在新疆驻京办事处礼堂为北京植物病理学会再次作相关报告，进一步对植物病理学生物防治的相关知识进行系统性梳理。

为了大力推进植物病害生物防治领域的学科发展，1979年，陈延熙在北京农业大学主持筹建了中国第一个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室，主编了内部刊物《植病生防》，组织编译了《土传病原物生态学研究法》《丝核菌的生物学与防治》《微生物生态》等书，这些材料和书籍至今仍为同行参考应用。

1979年4月，陈延熙亲自编写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教学大纲，包括植病方向的现代化设计、病害防治现状、生物防治以及如何应对等方面，并通过讲学、报告、研讨等形式介绍植物病理学生防相关知识。

服务于农业生产

在陈延熙看来，“植物病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于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植物病害防治问题”。多年来，他以此为准则，为我国的农业科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陈延熙对生物防治的历史及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最古老的生物防治措施是自然、生物平衡中的生物防治，而农民利用有益微生物使植物促生抗病是最新的生物防治措施。生物防治概念即调节植物、微生物和环境，使其有利于寄主、不利于病菌。他认为生物防治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结合，要通过大规模筛选和验证达到生物防治的目的。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陈延熙提出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的多种策略：通过施加一种可以直接抑制病原菌生长、促进植物生长的功能性微生物，达到杀菌、治疗的作用；若某种有益微生物对病原菌没有抑菌作用，但具有占领、霸权作用，那么其可通过提前消耗营养物质抑制病菌生长；或是施加某种可以诱发寄主抗性的微生物，进而达到抑菌促生的效果……

对于病原菌的防治，陈延熙认为：“病原菌是农业生态系中的成员，是它的组成部分，是无法消灭的。防治病害只是也只能是设法减轻病原物的危害，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消灭病原物。”在后续研究中，陈延熙积极拓宽思路、探索新途径、组织生力军，与已有措施协同作战，有效减轻病害所致的损失。由他所研发的“增产菌”系列产品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已在我国32个省区市的50余种作物上累计应用达13亿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陈延熙躬耕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生产。他的学术人生和奋斗历程，为我们诠释了奉献精神的真实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1986年，陈延熙（右一）在四川进行田间指导。

▲1979年，陈延熙（右）在指导青年教师费玉珍。

▲1987年12月20日,中共应城市委员会、应城市人民政府致陈延熙关于汤池训练班创办五十周年纪念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