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近日明确表示，拒绝国际排名。

在4月15日公布的《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中，南大校方表示，在《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虽然我国高校从未明确将国际排名列入发展规划当中，但用国际排名指导办学却是部分高校不争的事实。南大释放出拒绝国际排行的信号，究竟是一家之言，还是高教界共识？

荒诞！向国外公司报数据

不只是南京大学拒绝国际排名，中国人民大学也在2020年举办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家座谈会上，深入探讨了“洋指标”的利弊，并明确提出从2022年起，不再向任何世界大学排行榜公司提供数据。2021年，兰州大学主动退出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一时震惊了高教界。

“中国高校主动向国外商业公司报数据，后者俨然是一国的教育部门，这看起来很荒诞。”中国人民大学评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告诉《中国科学报》。

目前，涉及高教领域的排行榜有十余个，主要的国际排行榜有四个，分别是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泰晤士）、英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QS）、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以下简称U.S.News）、中国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下简称软科）。此外，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排名也很有影响力。其中，泰晤士、QS、U.S.News等需要高校报名并提供数据。

排名的本质是什么？

在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川看来，评价高校的育人、科研、社会服务工作极其复杂。“国际排行榜无一例外，最强调的是科研，尤其是高被引论文。只拿少数简单的指标衡量一所大学，本就是一叶障目的行为。”

在排行榜的逻辑下，论文成为了高校横向比较中最重要的指标。有媒体统计，软科的排名权重较为平均，教师获奖、高被引科学家、N&S（Nature和Science）论文和国际论文指标均占20%；QS更注重学术声誉；泰晤士注重教学、研究、论文引用等，均占30%；U.S.News有关论文指标的占比达30%~47.5%。爱思唯尔、科睿唯安甚至专门针对中国学者设计高被引排行榜，所雇佣的员工也都是中国人。

“简单靠量化排名，难以真实反映大学水平。”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举例，一名学者发表10篇论文且引用率高，另一名学者多年间未发表论文，但一鸣惊人，数年后再发论文，水平达诺贝尔奖级别，究竟谁的水平高？另外，大学的教育理念、学风等又如何用数字准确衡量？

“校内外、内行与外行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排名会通过简单指标帮大众大体了解高校水平，这为排行榜创造了生存空间，不了解的人把它当真，了解的人不把它当回事儿。”席酉民说。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学是国内首个引入“洋指标”的“吃螃蟹者”。上世纪90年代，该校最早引入SCI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次数等，并将其作为重要评估指标。不可否认，此举在之后的二三十年内，带动了国内高校基础研究的发展和质量提升，为我国SCI论文数排名的跃升作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随着我国论文发表数量跃居世界第一，科教建设正在遭遇“洋指标”的“反噬”。“解铃还须系铃人。由南京大学发出拒绝国际排名的倡议，透露出当下政府、高校对‘洋指标’带来的破坏十分反感，这代表了一种共识，更是一种进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所有受访者均表达了这一观点。

是否会有更多高校“跟风”加入“退榜潮”？在席酉民看来，排名对不同大学的价值并不一样。“越优秀的大学越不会关注排名，但排名靠前也会欣然接受；越不优秀的大学越会重视排名，这是它们获取资源、声誉的一种方式。”

席酉民表示，大学排名真正的价值有二，一是那些本身优异却被低估的大学，如果排名序次的提升引起社会的关注，学校的社会声誉就会得到改善；二是把排名作为一面镜子，发现自身不足并持续改进。这些因素决定了高校是否“跟风”。

与资源分配挂钩，“游戏”变“竞争”

国外高校也追逐排名。

曾有一所欧洲高校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带队的负责人不着急见上海交大校长，却更着急见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负责人。

2021年，美国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院前院长摩西·波拉特及其两名属下，因在U.S.News大学排名中作弊而被绳之以法。

今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U.S.News提供了虚假数据，最终被揭发。

尽管如此，依然比不上国内“从上到下”追逐排名的疯狂劲头。

在“任何排名中都能够名列前茅，就代表学校质量高”的逻辑裹挟下，一些国内高校靠排行榜成为了高校发展的样板。甚至有高校考核二级学院院长，将学科国际排名作为重要标准之一，“不达预期就地免职”。

地方视其为人才引进的参考标准，如上海市规定世界排名前500名高校的留学归国人员可申请上海户口，排名参考的标准正是泰晤士、QS、U.S.News和软科。

就连“双一流”建设也曾受到国际排行榜的误导。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入选名单的参考标准之一，便是泰晤士、QS、U.S.News、软科等主流排行榜的排名。此举引发高校的质疑，教育部在制定后来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中再未参考国际排行榜。

“国外高校看重的是大学排名有利于品牌运作和招生宣传，在他们眼中，大学排名更多是一种‘游戏’。而国内高校不仅看重这些，还看重排名与资源分配挂钩，这导致排名变为办学‘指挥棒’，变为资源‘竞争’。”周光礼指出。

扭转“游戏”变“竞争”的局面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学界不断呼吁的排名与资源分配解绑，解绑后，自然而然会降低高校对排名的关注度。

然而，“排名背后是高校对各式指标的追逐，拒绝国际排名的同时，更应该拒绝的是不重视回归教育本质的简单指标追逐。”席酉民告诉《中国科学报》。

对于以各种名义的“工程”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席酉民并不看好。“理想状态下，一所高校70%或更高比例的经费可根据大学的规模、师资、层次定位确定；30%以下的经费通过竞争配置。然而，现在是倒置的。于是大学的宁静不见了，为了追随各项工程、指标、‘帽子’等全面动员，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搞排名、造指标、填表、写项目书上，无法静下心来做教育和研究。”

在改进大学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另一种方式是让排行榜泛滥。“我甚至不介意看到每天都有新的排行榜出现，而且越多越好。因为在中国很多事物都遵循一个规律——起初‘好’，之后‘热’，再后来‘火’，最后‘烂’。只有‘烂透了’，人们才会回归理性认知，正确地看待它。”席酉民说。

文科院校、行业院校最“受害”

相比于造假、买榜等不正当行为，国际排行榜更大的杀伤力在于，高校按国际排名指导办学。

我国某高校新闻专业创办尚未满10年，按照泰晤士、QS的排名体系，就已经排在世界前50名，远超国内老牌新闻院校。“产生这样的结果，一是因为排名榜主要看大学整体声誉，一所知名大学哪怕按照中国的学科口径没有某个专业，依然可以把该专业排在全球前列；二是国外的学科口径与中国的学科口径不同，此学科非彼学科。”周光礼解释说，比如，国外将传播心理学、传播和计算机相结合的专业都纳入新闻学当中，而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这些专业甚至都不存在。

“按照国外学科目录办学的一大便利是更容易追逐好的国际排名。”周光礼指出，事实上，部分国外学科名称与中国的学科名称一致，但学科内涵却不尽相同。“用排名指导办学，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一批数量可观，但既不能解决事关中国乃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也不能培养行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论文。”

正因如此，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教育部改变了此前参考国外宽口径学科的方式，而是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学科目录，由此也就出现了部分高校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更换学科名称的现象。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国际排行榜大都偏重理工科。对于我国两类高校并不‘不友好’，一是以文科为主打的高校，二是行业院校。”周川告诉《中国科学报》。

周光礼以文科为例指出，曾有学者研究中国作者在境外刊物上发表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最后发现这类论文的学术含量普遍不高，翻译成中文基本上不够国内期刊发表水平。这让高校更加看不到文科专业国际排名的希望，也成为近年来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大量裁撤的原因之一。

“由此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大学的社会引领能力大大弱化，大学已很难站在道德高度引领社会、批判社会；二是大学立德树人能力大大弱化，诸多大学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德育普遍边缘化。大学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评价体系均不能支撑大学德育。”周光礼遗憾地说。

行业院校也正在被排行榜“去特色化”。行业院校主要按行业的实际需求，而非纯学术逻辑办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行业需求的项目，很多并不能以论文呈现，有些甚至不能公开。”周川指出，大学排行榜普遍忽视社会服务指标项，国内外很多排行榜中的所谓社会服务,实际仍与学术声誉联系在一起。

在诸多学科中，最能体现排行榜指标的是 与医学。为了提高排名，曾有一所行业特色明显的“双一流”大学欲与某著名医科大学合并，程序走到了最后一步才被国家叫停。但仅在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周期，我国通过合并三甲医院等形式新成立医学院的高校就达40多所。

还有一类大学与排行榜的关系很微妙。席酉民举例，香港和内地个别新型研究型大学，短时间在排行榜上跃升至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其快速发展的重要策略，就是以超高薪资从世界各地聘请高产出顶尖科研人才，快速实现大学国际排名的跃迁。“如果说成功，我认为也只能算一半，即研究上的快速进步。当今时代大学面临转型升级，不仅要有杰出的科研，还要对教育面向未来的转型有所贡献。”周川说。

自我评估、品牌建设是破局关键

拒绝国际排名后，拿什么评价一所高校办学的优劣？公众又该如何建立对高校的认知？

“我们首先应该建立学术自信。”周光礼说，相较于学术日趋衰落的欧洲，东亚的学术活跃度已有所赶超。目前世界学术的中心在美国，次中心在欧洲，但东亚地区正在成为另一个世界学术次中心。

“我国完全有能力制定自身的教育标准，而非被国际排名牵着鼻子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摆脱了‘洋指标’，主要遵循‘四个面向’，在具体操作上，主要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如是否拿到国家重大项目、国家重大奖项，有没有国家重大平台等，就是恢复学术自信的一种表现。”周光礼补充道。

在国内高校排行榜陷入造假、买榜等口诛笔伐声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政府或带有政府委托性质的第三方机构，但这样的机构同样难免有直接或间接的资源绑定。因此，“最佳的评估主体是高校自身”。周光礼说。

在他看来，评估由外部转向内部，将是高校评价的未来趋势。基于“自我问责”的学科国际评估将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评估形式。学科国际评估可以分为两部分——文献计量的评估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性的同行评估可以邀请国际上若干名该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考察团，让他们在考察中发现问题形成报告。“只有经由这种以‘找问题、做诊断、促发展’为特点的外部评估，高校才会主动暴露缺点，这才是更有价值的评估。”

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学科外部评估，上述学科国际评估也只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部分学科有所尝试。

周川提醒道，自我评估不应沿袭排名的思路，否则无异于强化排名。“最关键的是，要按大学的目的、使命、职责进行评估，内部评估并非什么都可一评了之。以教学评估为例，教学态度、教学投入度就很难用具体的指标来评估，而需要教师个人的教育良心来作保障。一旦把这些不能简单评估的东西指标化，内部评估就有捆绑到排名上的危险。”

怎样让社会不通过排名认可一所高校，尤其是一所新办大学？

席酉民认为，因极强的信息不对等性，大学发展一定要有自身的清晰定位和独特性，经过长期坚守和努力，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品牌和声誉。注重口碑的力量，通过学生的故事、老师的故事、研究的成就以及教育创新的故事，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来展现一所学校发展的真实面貌。“展现得越多，公众的判断越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他举例说，曾经有一位家长看好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了鼓励子女报考，做了一份长达10万字的研究报告，“甚至比很多校内教师都更了解西浦”，这让席酉民震惊之余，也颇为感动。

“积极主动地展现自我和强化与各界沟通，有助于消除高校与社会的信息不对等，也是较短时期内树立品牌的主要途径。”席酉民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