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3月11日，2022年考研国家线公布。除少数专业外，考研国家线普遍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统计显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457万人，比2021年增长80万人。近5年来，这一数字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不少人认为，考研分数线的普遍上涨意味着生源质量的提高，其实并不尽然，而且究其背后，还存在诸多隐忧。

首先，文凭通胀现象日趋严重。考研人数不断攀升的背后是学生和家长对文凭通胀的普遍认知。很多学生和家长认为，本科学历已不足以作为较高职业起点的“敲门砖”，读研究生已成为高起点就业的“刚需”，而研究数据似乎也支持了这个判断。

在人才市场上，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平均起薪要显著高于本科生，而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平均起薪相比硕士研究生只有微弱优势，这更加坚定了学生和家长对考研这条路的坚持。但事实上，学生究竟是因为获得研究生学历提高了起薪，还是批量的优秀本科生因读研而推迟三年就业抬高了这个群体的起薪，这一点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第二，本科生学习模式日渐异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本科阶段的学习重心放到考研上，这进一步加剧了本科生学习模式向应试模式发展。本科阶段的教育需要以德为先，注重思维、知识、能力和人格的和谐发展，本质上是一种通专相融合的专业教育。我国学生在中高考的压力下，历经多年应试教育，进入大学后亟须适应大学学习模式的转型。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导向作用又将大批的学生引导回了应试教育的路线上。

这导致一方面很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高度注重每一门课程考试，将刷更高的绩点看得比什么都重；另一方面，很多学生从低年级就开始启动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准备工作，在高考后再次进入紧张的应试状态。这种异化的学习模式忽略了思维训练、能力培养和人格养成，不利于学生可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第三，高校办学模式受到冲击。如果只是学生个体的选择，事情或许还没有那么糟糕。但不少高校也组织化地参与到考研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中来。一些高校在教室和图书馆资源配置上优先向考研学生倾斜，甚至专门配备辅导员对此类学生进行监督和管理。部分高校将考研率和研究生升学率作为重要的“指挥棒”，以便在本科生招生的时候开展宣传。

如果高校在办学模式上围着考研转，必然会动摇整个本科教育的根基。为了功利性的考试而进行的教学，会让大学的人才培养越来越偏离高等教育的宗旨，也使得一些高校殚精竭虑、精心设计的人才培养改革最终只能陷入明珠暗投的状态，什么改革成效都比不上考研喜报。

第四，研究生招生选拔存在尴尬。当本科生学习模式和高校办学模式都出现偏差后，研究生招生选拔就会出现新的问题。一边是考研分数的普涨，另一边是学术志趣的缺失。研究生导师们更加期待能够招收到充满学术志趣、乐于学术探究、潜心学术钻研的学生，只有这样，导学双方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开展有效的学术对话。

如果学生主要凭着超常的应试和自律能力获得高分，将研究生的学习生涯看作是体面职业的敲门砖，导学双方的关系很容易变得貌合神离、互相迁就。

第五，研究生培养质量存在隐患。从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定位看，新时代的研究生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引擎，要在全球人才竞争新格局下，进一步夯实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才基石。这个定位需要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都将彼此视为学术共同体，在学术探究和科研创新活动中持续投入。

研究生培养质量高度依赖于导学双方共同开展组织化的科研工作，合作承担高质量的科研任务，在高水平的科研训练和知识创新中获得成长和发展。

但是，考研学生中因为学术理想和学术志趣而选择考研者却非常少，多数学生是为了延缓就业压力、获得就业市场的学历“敲门砖”、提高毕业院校的层次等功利性因素而考。每位学生都有在现有规则下追求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机会的权利，但此类学生规模过大就会给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埋下隐患，甚至成为关键性的制约因素。

考研国家线在普涨之下，400分已经不再稀缺。对此，很多高校学术同行没有喜悦，都不约而同看到了背后的办学隐忧。

笔者倡导一种更加现代、理性、平和的研究生受教育观念。如果读研究生是出于就业和职业发展方面的考虑，完全可以选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甚至考虑工作几年后在职接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不能在其中过多考虑个人的职业发展因素，要将个人学术志趣是否跟国家创新战略、高校及科研院所发展战略相匹配作为优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