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并成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动因。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开举表示，目前，我国《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中，已对数据的保护进行了规定，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个人主体的权益内容和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等。然而，我国的数据产权规则依旧不健全，各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责利划分不清晰，极大制约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构建与发展。

“数据产权规则不清既阻碍了政府数据开放，也制约了政企间、企业间的数据共享。”沈开举表示，同时也影响了数据流通交易市场的发展。自2015年起，国内成立了众多的大数据交易所，但鲜有成功案例，主要原因在于数据产权规则不清、数据产权配置比较复杂，在开展数据流通交易时难以确保相关数据主体的权益。

此外，由于数据产权规则不清晰，数据共享和交易受阻，导致没有人愿意将数据交予外部机构进行整合，数据聚合后的价值倍增效应也难以实现。

“数据产权规则的构建，应真正从数据自身的特性出发，摆脱对既有产权规则的路径依赖，构建一套能够兼顾各方主体利益、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制度设计。” 沈开举建议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合理配置数据产权，避免对数据权属作出“要么归A，要么归B”式的排他性规定。而是应以不同类型数据为对象，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寻求合理的产权分配方案。

“当价值的归属或实现不存在冲突时，可由多个主体分别享有；当存在冲突时，则应根据相关各方利益诉求的不同位阶设定优先级，在确保优位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上，为后位利益的实现提供制度依据。”他说。

同时，他还建议合理保护数据要素投入者的权益，在权利取得、权利内容和保护规则等方面构建激励相容的数据产权规则。

“比如对投入成本创造数据要素的市场主体给予合理保护，通过让其获得合理权益，激励其继续投入创造更多数据资源并发挥其价值。”沈开举坦言，上述理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认可，例如在多起“数据抓取”案例中，法院判决大多认为，由于被抓取方在收集和整理数据等方面付出了大量成本，故应对其竞争性利益予以保护，以防止其他竞争者的“搭便车”行为破坏行业竞争秩序，最终削弱市场主体产生新数据资源的动力。

此外，鉴于数据产权规则构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他建议有关部门应结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部署，采取循序渐进的务实思路，从医疗、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等特定数据使用场景出发，借鉴“沙箱”监管理念，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对数据产权规则以及与之配套的要素市场化配置规则进行先行先试，力争早日形成数据产权规则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