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当时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我们首先提出来了建设中国散裂中子源，因为它对国家发展战略中很多关键领域以及基础科学前沿研究非常重要。

2000年，我作为主要的执笔人编写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其中规划了建设散裂中子源，提交给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7次会议，得到科教领导小组原则同意。随后我们开始寻找散裂中子源的落户地点。

陈和生院士在大湾区科学论坛湾区科创峰会上  大会组委会供图

“中国的大科学装置不应只集中在京沪”

从2003年到2005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北京，因为北京用户最多，建设单位高能物理研究所也在北京。但是我们在北京，从昌平一直找到燕郊、大兴，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接受散裂中子源的地点——当时许多地方政府的认识是“你们既不产生GDP、也不交税，来了后没有什么用处”。

转机出现在2006年2月，我到广州参加广东省发改委的一个会议。在那个会议上，我跟发改委一位副主任交谈，她表示广东省有意引进大科学装置，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发展思路。

在这之前，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高能物理所说过：中国的大科学装置不应该只集中在北京、上海，应该优化布局，特别是广东。他认为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做得非常好，国际交流非常广泛，经济实力雄厚，可以支撑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同时珠三角地区有发展科技、产业升级的迫切要求。当时他跟我说“你们应该考虑到珠三角地区发展”。我跟广东省发改委领导同志谈了这个想法后，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协议。

2006年5月，我带队到珠海、广州萝岗和东莞选点，最终选中了东莞。

“成为湾区支撑科技创新的主科学平台”

2011年10月，项目动工。我们按计划用了6年半时间完成了散裂中子源的建设，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有散裂中子源的国家，为我国世界前沿的基础研究，以及解决国家发展战略的许多关键瓶颈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广东省和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和东莞市分别签订了协议，当时国家投资18.66亿元，东莞市和广东省的匹配接近1:1。

当时还没有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我们建成后，就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支撑科技创新的一个主要科学平台。

2020年7月27日，国家发改委批复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一个是松山湖，一个是深圳光明新区。松山湖得益于散裂中子源的建设，光明新区紧靠着松山湖，一山之隔，我想选择它也不是偶然的。

散裂中子源建成后，也得到了广东省的大力支持，广东省、东莞市和深圳市投入近10亿元修建了8台实验终端——当时建成时只有3台。这些实验终端为我们尽快地满足用户需求，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现在，由于成果丰硕，用户需求极为强烈，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已纳入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得到了批准，很快开始建设。

“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

我在想，这样一个合作，不仅带来了散裂中子源，更为宝贵的是，随之而来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东莞研究部形成了一支高水平专业齐全的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技术支持、管理队伍，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

大科学装置是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手段的大型复杂科学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物质基础。积极谋划和部署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对于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科学装置具有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涉及到的科学队伍大的特点，大体上分三类：一类是基础科学前沿，如对撞机、核物理研究装置、等离子体聚变和天文望远镜；第二类是大型科学平台，它不是为某一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服务，而是同步辐射、散裂中子源、自由电子激光这样的平台，为包括材料科学基础、 、自然环境、能源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而服务；第三类是公益性的设施，比如海底观测、地震观测设施等，同样也非常重要。散裂中子源属于第二类的设施，它的牵引力特别强。

这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单元。围绕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往往形成了高技术产业园。比如美国硅谷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现“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密切相关。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与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日本散裂中子源都密切相关。

同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有力推动教育的发展，例如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要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大科学装置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非常重要。

2020年7月，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批复了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和光明新区。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创中心，要建立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和大湾区这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我想，这一部署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想从自己在湾区科技创新十多年的体会谈一谈看法。

首先，湾区的科创中心与北京、上海、合肥相比，坦率讲差距很大，包括大科学装置，特别是科研队伍和技术水平以及大学的水平差距很大。

北京、上海、合肥都是一个地方政府规划和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而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覆盖许多地方政府。

两个先行区，属于两个城市，一山之隔。关键是必须统一规划和协调，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不要低水平重复。

同世界上的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短板更多、差距更大，比如纽约的大湾区有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有先进的光源，有常春藤大学；旧金山湾区有伯克利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京湾区有日本高能所、日本散裂中子源、筑波园区、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等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和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要想形成科技创新的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大科学装置和前沿科学研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特点是社会影响大，具有很大的示范和辐射效应，同时投入大、技术复杂、周期长。近20年前，散裂中子源是找不到地方愿意接收。而现在国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推动重大科技装置的建设。

现在又出现另外一种倾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种现象比较突出，在湾区也是如此。

对于湾区的大科学装置建设，首先我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整个湾区一盘棋、全国一盘棋。

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应该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统一部署和建设。要尊重科学规律，避免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的“大跃进”或者低水平重复建设。

同时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我们建议临近的省、市能够共同地承担国家部署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任务，集中力量办大事。

（作者系中科院院士、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本报记者赵广立受权根据其在大湾区科学论坛湾区科创峰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