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青藏高原上“幸运”的考古之花

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简称“双古所”）副研究员张晓凌的办公室，记者就被桌上摆着的一幅画吸引。乍一看以为是太湖石水墨画，细看才发现其实是一块形状奇特石头的三个侧面素描。画面底部是一行漂亮的钢笔字：“尼阿底的万年前石叶为高原腹地迄今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录……”张晓凌说，这幅画是去年一位同事兼好友送的，为了纪念她登上高原十周年。

张晓凌曾经是个清瘦白净的小姑娘，芳华之际却毅然决然奔赴苦寒之地“找石头”，这一找就是12年。外人看来，其间应当有数不尽的辛苦与委屈，可她在给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却反复提及一个关键词——“幸运”。

“幸运”地发现尼阿底遗址

青藏高原上有种圣洁美丽的植物——高山雪莲，它们生长在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乱石滩上，因为天寒地冻、空气稀薄等极端恶劣条件，种子要经过数年积蓄力量，才能开花。

12年前，张晓凌跟着古生物科考团队第一次登上高原，险些被“劝退”。严重的高原反应让她每晚都头痛欲裂，无法入睡，“不行，明天我就要回去！”然而到了白天，巍巍高山，皑皑白雪，奔跑的藏羚羊、藏野驴、黄羊，悠闲踱步的牦牛，翩翩起舞的黑颈鹤，藏族孩子黢黑的脸上天真烂漫的笑容、茁壮的身姿……张晓凌在这片高寒土地上感受到了旺盛的生命力。一瞬间，头好像没那么疼了。在这里一定会找到古人类生活的痕迹，因为哪怕“绝域苍茫无所有”，生命坚韧的力量总可以扎根。

虽然信念执着，但是造化弄人。刚开始的三四年，张晓凌在高原兜兜转转，踏破铁鞋，却一直没能和古人类的踪迹相遇。她不断给自己鼓气：“走过了越来越多的河，转过了越来越多的山，爬了越来越多的洞，终究会有一些收获。”

终于，跋涉于莫莫高山、深谷逶迤多年之后，张晓凌实现了零的突破。他们发现了尼阿底遗址——青藏高原上首个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这一发现填补了西藏旧石器时代史的空白，改写了人们对古人适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2018年11月30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轰动了国际考古界。2021年，张晓凌荣获第十三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高山雪莲生长速度虽然缓慢，一旦盛放，就是兼具药用价值与观赏价值的雪域奇葩、高山精灵；而张晓凌虽然数年蛰伏，终在尼阿底遗址，把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进到4万年前，“能发现尼阿底遗址，我是幸运的。”张晓凌说。其实，这种“幸运”更是经过一番寒彻骨的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

“幸运”地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事业

青藏高原上，蓝紫色的龙胆花几乎随处可见。有诗曾赞叹它：“不卧龙宫卧山林，一样青光若照人。”张晓凌就像龙胆花一样，不卧“龙宫”，而在高山砾石间绽放，在深山穷谷亭亭而独芳。

缘于对探索文献记载之外历史的兴趣，张晓凌在高考时选择了考古专业。入学第一课就是旧石器时代，她清楚记得，老师说99.99%的人类历史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发展进化让她着迷，四年本科意犹未尽，于是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她选择跟着双古所研究员高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

2010年夏，中科院古生物科考队从西藏归来，带回一些打制石器给高星。张晓凌无意间在老师办公室看到了这批标本，神秘的雪域高原蓦地闯进了她的脑海。“古人类是何时进入高原，又是怎么适应这种极端环境的？”为了寻找答案，她走上高原，开始在风沙满天的苦寒之地追寻古人踪迹。

12年来，她和团队要经常驱车穿越高原无人区乃至野狼出没的地带，陷车、抛锚等“行路难”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工地有时没水没电没信号，一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在高原体能消耗极大，每一次去都至少要瘦10斤。

最近，张晓凌刚结束了持续5年的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考古工作。高原的特殊自然条件使得每年可以进行考古的时间只有2-5个月，而这宝贵的几个月也绝非风平浪静。

高原天气极其干燥，“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在梅龙达普洞穴里，水浇在土上瞬间就消失了；手铲一挥就尘土弥漫，不用抽风机连人影都看不清。张晓凌和队友只能戴上耳塞、N95口罩、手套，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其实在高原这种氧气含量很低的地方是不能佩戴N95口罩的，但现场没有人抱怨，大伙只是不时摘下口罩大口喘喘气又接着工作了。

这个洞穴的洞口距地面104米，相当于35层楼高。张晓凌和考古队员们每天都要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扛着几十公斤重的设备和仪器，爬上35楼上班，下班再扛着标本和样品下35层楼。这种“负重爬楼”，日复一日，持续了15个月。

谈起这些苦，回到北京的张晓凌反而有一些怀念。虽然每次登上高原，她还是会有高原反应，头疼眼肿，如今血压还有些高，但她依然盼望着、热爱着登上高原。面对坎坷来路，为何张晓凌能以苦为乐？“因为我是幸运的，我把个人爱好变成了毕生追求的事业。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它就像我的第三个孩子，而热爱是可以排除万难，抵御万般艰苦的。”

“幸运”地遇到一群温暖的人

在高原低温、干旱、强风的恶劣环境下，植株个体生存困难，有种“垫状植物”就会选择“抱团取暖”，像地毯一样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共同抵御寒风。张晓凌的家人、同事和藏民朋友，就像垫状植物紧紧围绕在她身边，为她在生命禁区搭建出温暖的一方天地。

张晓凌认为，在高原物质条件再艰苦、身体再不适，也比不上母亲和年幼儿女分离之苦。孩子还小时，出差几个月后张晓凌风尘仆仆赶回家，推开门，孩子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扑到她怀里，而是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盯了她很久。那一刻的心酸，刻骨铭心。“不过我是幸运的。”家人携手编织起一张温馨的网，让远在雪域的她没有了后顾之忧：爱人每天向她“汇报”家里的情况，但孩子生病之类的事绝对不会说，以免让远方的她牵挂、忧心；公婆没有埋怨过她，反而总对孩子们说：“妈妈工作做得很出色，你们要向她学习”；父母更是用爱包容着她，从不会用工作稳定、顾家、收入高等来要求她。

女儿花生和儿子毛豆长大一点后，也从未抱怨过妈妈缺席自己的每个暑假，而是觉得妈妈的工作“很酷”，很喜欢妈妈在野外给他们捡的藏地“特产”，比如藏原羚的角、鹰的羽毛、陨铁、漂亮的水晶或玛瑙等，都是向小朋友们炫耀的“资本”。

张晓凌说：“我喜欢在高原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在野外人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的真挚和淳朴。”走出钢筋水泥筑造的冰冷都市，在雪域高原的圣土上、在自然的山川湖泊间，人和人的心好像贴近了。有时工地缺水断电，伙食也要自己解决，考古队员就分工合作，懂电的负责发电机，会做饭的就管起大家的一日三餐，“我一般负责洗碗”，张晓凌笑道，“大伙像一家人一样”。她还会带着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去拍阿里璀璨的星空，一起去牧民的帐篷里喝酸奶，一起穿着藏袍拍照，一起去逛赛马节。

考古工地上，也有许多当地的藏民帮着运土、搬石头。虽然语言不通，但双方用微笑传递善意，用手势比画着沟通，慢慢建立起默契、信任和友谊。一次考古队意外被困在遗址和县城之间的路上，一位藏民得知，二话不说，骑马送来热水和泡面。在考古队员离开的那一天，队员们忙着收拾，一位藏民就一直在角落静静地等了一天，只为了亲手给每个人献上哈达和自己真挚的祝愿。

长相思，在藏地。每年结束在高原的考古工作后，远方的人和事，仍会拨动张晓凌的心弦。她挂念着青藏高原的天气有什么变化，野生动物有没有开始迁徙，闲暇还会和孩子一起看西藏野生动物、风土人情的纪录片。“老家河北是我的第一故乡，北京是第二故乡，青藏高原就是我的第三个故乡。”高原故乡的亲人们也挂念着她。每逢当地下雪了或过节，她都会收到牧民朋友的照片，寄托着“故人何不返”的思念。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数万年的祈盼？关于青藏高原的人类足迹，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待青藏高原上的树林再次变绿、花儿再次绽放，张晓凌和伙伴们又将回到高原，凭借着各种“幸运”，一起探寻解谜的新密钥。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