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人群角度，延迟和推迟、拒绝接种会导致接种率低，让本来可以控制的疾病没有得到控制，有很多人会面临得病的风险。”近日，在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召开的疫苗犹豫主题研讨会暨疫苗相关重要议题的战略传播项目第二期研讨会上，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高级顾问兰斯·罗德沃尔德博士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仅在2021年，就有2500万儿童未能通过常规免疫服务接种一剂或多剂百白破疫苗，这也将给各地的卫生系统带来更大的挑战。

成因复杂

其实，早在2019年世卫组织就把疫苗犹豫列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主任兼卫生检验系主任崔富强指出，公众的疫苗接种决策是根据自身患疾病的风险和接种疫苗后产生的受益两者之间权衡的过程，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产生疫苗犹豫的成因很复杂。根据以往的研究，对疫苗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是中国大众产生疫苗犹豫的关键因素，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受访对象的疫苗犹豫发生率存在显著性差异。另有研究显示，接种的便利性、经济可负担程度亦影响接种行为。

崔富强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免疫规划疫苗整体犹豫率较低，只有 2.42%。

“但非免疫规划疫苗由于价格高并且需要自费，公众对其预防疾病的知识也不明确，所以对非免疫规划疫苗的犹豫相对是更高的。”崔富强表示，2019年，几乎有一半家长对儿童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有犹豫。

崔富强团队于2021年1月进行的一项关于疫苗的接种意愿研究，也指出了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和疫苗犹豫之间的相关性。该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方的疫苗信心高、接种意愿比较高，男性对疫苗更有信心、产生疫苗犹豫程度更低，然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人群疫苗犹豫率相对高。

“疫情的不同阶段，公众对疫苗的关心侧重点也不同。”崔富强说。

解决须多方共发力

那么，如何应对疫苗犹豫？罗德沃尔德认为，对疫苗和免疫接种信心需要对免疫系统的所有部分，包括疫苗、免疫规划和提供者都保持信心。家长们需要确信，推荐的疫苗对孩子的健康是重要的，并且疫苗产品本身是安全有效的。

当然，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家长的信心，包括疫苗可以预防的疾病种类、医疗专业人员的支持力度、疫苗监测和监管机制、免疫规划技术工作组的循证建议。

此外，疫苗犹豫是个交叉领域问题，干预策略也应该覆盖到不同的领域。崔富强提出，针对中国的情况，医防结合、提高临床医生的参与、改进预防接种服务和环境、针对女性家长的教育引导、开展健康科普的知识宣传等措辞都可以降低疫苗犹豫。

崔富强呼吁，应考虑将疫苗犹豫行为和态度监测，贯穿在免疫接种的过程当中，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疫苗犹豫的情况进行干预。

不能忽视媒介作用

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干预策略能够有效应对所有疫苗犹豫的案例，但有效交流和沟通，运用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是解决关切、排除误导信息和扩大科学认知的关键。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格林利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韩纲介绍，以社交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群更容易出现疫苗犹豫。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的反疫苗内容被转发的几率是中立内容的4.13倍。

“为什么负面信息可以扩散得很快？因为网络是一个‘小世界’，有茧房效应、回音壁效应、同温层效应等的存在，社交媒体易将反疫苗群体联结在一起，形成以‘反疫苗’为主的虚拟社区。认知与情感‘趋同化’，这就固化了受众对疫苗接种的负面态度。”韩纲说，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缺失把关机制、推崇情绪化内容、方便群体联结，这些都会助长社交媒体上负面信息的滋生和快速扩散，使得社交媒体成为孵化和传播“疫苗犹豫”情绪的温床。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韩纲认为，首先，作为信源的医者和健康、公卫机构要充分占领舆论阵地，提高在社交媒体上的能见度、使用度，提高疫苗和接种信息传播的专业性和准确性；第二，社交媒体平台自身也需要出台一些措施来控制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传播，并且采取一些方法帮助受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正确的信息；最后，充分发挥人际传播的扩散作用，利用信源，如公众人物、偶像声音来鼓励大众接种，提高接种信心。

“疫苗犹豫不仅是一个个体问题，而且是一个群体问题、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特别顾问沈迪侪期望，社会各界应该联手探讨产生大众疫苗犹豫的原因以及探索改变群体行为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应对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