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探测月球到逐梦火星，77岁高龄的叶培建已经为中国航天事业奉献50余年。《面对面》推出《共和国功勋人物》，在北京专访了叶培建。

“责任比命大”

叶培建曾担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总设计师兼总指挥，2002年10月27日，这颗凝聚了他和科研团队6年心血的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然而，当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后不久却出现了意外。

叶培建：卫星上天以后，第一圈表现很好，它是绕地球转的，一圈一圈，第二圈也很好，第三圈就出中国了，最后一个能收到信号的是我们的喀什站，但是卫星没信号，姿态乱了，太阳翼也不对着太阳了。前方那个副总师打电话，那时我的车正在吕梁山上行走，我跟你讲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希望那个车从山上掉下去，把我摔死。

记者：但是那是一颗星，您是一条命？

叶培建：但是我觉得我无法交代，很自私，摔下去我是烈士，卫星丢了，我无法交代。

记者：您觉得它比您的命要重要？

叶培建：重要。但是后来我冷静想一想，我们做那么多工作，卫星不应该出问题，一定是哪儿出差错了。那时已经有手机了，幸亏有手机了，我就给我们在前方的副总师讲，查，查这一个小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一查，地面发出了一条错误指令，这条指令把整个卫星姿态搞乱了。

幸运的是，卫星所携带的蓄电池性能良好，指挥人员发出正确的指令，问题迎刃而解，但这次经历给叶培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叶培建：在我们这些人心中，我们是把这些东西看成责任，比命大。没有这种责任心，很多事情是干不好的。

从“亚洲第二”到世界领先

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批准立项，年近60岁的叶培建老将出马，担任“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当时，叶培建所带领的科研团队以年轻人居多，平均年龄不到30岁。“嫦娥一号”是我国探月工程的第一颗绕月人造卫星，面对一些国际航天强国的技术封锁，叶培建只能带领着这支年轻的科研团队从零开始。

叶培建：我们中国航天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按外国人的常规理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不可思议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超常了，超常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超常发挥了我们的能力。

记者：但是对于个人来说超常付出的是什么？

叶培建：辛苦，没办法，只有辛苦，我们就是靠航天精神。拼！

在近4年的时间里，“嫦娥一号”研制团队夜以继日，攻克了“轨道设计与控制，测控和数据传输，制导、导航与控制，热控技术”等核心技术难题。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经历八次变轨进入月球轨道，正式开展绕月探测任务。

叶培建：我们本来是可以在2007年4月份发射的，那我们就是亚洲第一，但是后来很遗憾的是，我们东西都装箱了，都准备走了，一个兄弟型号发射出了问题，大家来检查有什么问题。由于天体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所以我们一下子就推迟了6个月，日本人抢在我们前面，9月份发射了一颗，我们就变成亚洲第二。

叶培建：很难受。我们中国两回了，一个是“东方红一号”，1971年发射，我们是4月份发射的，日本人是2月份发射的。我们发射的“东方红一号”水平不低，173公斤，全国人民看得见，还听得见。日本人就打了个“铁疙瘩”，但是也是卫星，比我们早了两个月，亚洲第一。这一次比我们早了一个月，还是亚洲第一，我们心里难受，非常难受。

“嫦娥一号”圆满实现了工程目标和科学目标，中国的探月工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之后，我国的探月工程和火星探测快速发展，叶培建退居幕后，将工作重心转向扶持年轻人。

即使已经不再担任核心领导岗位，但对于事关我国深空探测进程的重大决策问题，叶培建依然会据理力争。在“嫦娥四号”发射之前，很多人主张“嫦娥四号”像“嫦娥三号”一样在月球正面着陆，因为这样更安全、有把握。但叶培建却力排众议，建议做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让“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

叶培建：当时会上都写纪要了，决定落到正面。我说三条，第一条是我是个航天人，组织原则第一，只要领导定了，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我都努力去做，这条没问题；第二条我说反对落正面，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到背面去，要干一点别人没干过的事；第三，我对这支队伍了解，大家刚才讲了很多困难，包括技术的，我认为我们这支队伍，加上现在的基础能克服。

记者：您还是赢了。

叶培建：不是赢，还是领导比较好。说那我们今天就不做结论，再讨论，讨论完以后大家统一思想打到背面去，“嫦娥四号”到月球背面去。美国国家宇航局副局长就说，从此以后我们不能再说，中国人只能跟着我们干了。

再立新功

2021年5月15日，76岁的叶培建又迎来人生的一次大考。凌晨，北京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气氛凝重，经过约10个月的飞行，“天问一号”进入着陆窗口，准备在火星着陆。

叶培建：落火前我们开了个动员会，我在动员会上说得自己眼泪汪汪的，为什么呢？去年的春节前后，阿拉斯加会谈上，美国他们要居高临下和我们会谈。原因是我们有实力，证据之一是我们去火星。我说同志们，你们听了这段话什么感想？我们这次能不能够落火，已经不是个科学问题了，变成我们的国家荣誉问题。如果我们也能去火星，也能落下去，走起来，美国人没有资格居高临下跟我们说话。

记者：这一辈子作为科学家，您是为什么探索？

叶培建：我还是想国家要强大的问题。我们落后了很多，你不搞一点新的东西是超不过去的，老是跟着后面走不行，不强大不行，没有实力不行，我想这就是我内心的一个情结。

作为我国首次发射的自主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要一次性完成“绕、落、巡”三大任务，其中“落”的难度最高，风险最大，每个环节都必须确保精准无误，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整个任务的失败，这是让叶培建感到压力最大的一次任务。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成功着陆。在电视直播画面中，叶培建红着眼睛鼓掌的镜头令人动容。但不为人所知的是，鼓完掌后，叶培建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

叶培建：我就是两大病，眼睛，腰，他们都知道。我的腰是长期坐，腰肌劳损。所以从我当总师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现象，只要我腰疼就成功了。

叶培建：中国资源二号打过三发，我有两发是躺在床上指挥的。无论3个月4个月，发射我没有离开过靶场一天。火星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这个年纪了，又是冬天，好几天连续在那儿坐着，再加上大厅里寒冷，所以落下来，我站不起来了，马上把我送回去躺着，一躺躺了十多天。

记者：您心里觉得自己老了吗？

叶培建：没有，我不觉得自己老。我最怕人家说我老了，我觉得还能干点事，因为周围的同事也说：老叶，你精神状态挺好的，多干点事儿。那我就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