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二可 北京理工大学供图

毛二可团队  北京理工大学供图

在经费和科研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思考怎么研制更有用的雷达，是以毛二可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的坚持。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不受一时困难的影响做科研，是以龙腾为代表的第二代人的坚持。在面临选择、诱惑的当下，矢志不渝地把工作推进下去，是胡程等第三代人的坚持。三代人的坚持背后，是一个与雷达有关的师承故事。

从17岁到87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在北京理工大学待了整整70年。70年间，他见证了雷达专业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其间育人无数。

2020年教师节前夕，他获得北理工第二届“懋恂终身成就奖”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100万元奖金捐给学校。“我就是一名普通老师，希望这笔奖金能为支持我成长、工作一辈子的地方，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毛二可说。

在第37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毛二可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分享了他们团队三代人的师承故事与“雷达精神”。

重视动手能力

“毛，为什么不设计一个接线盒，把乱糟糟的电线收拾一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导师库里科夫斯基的指导让毛二可至今记忆犹新。

早在中学时代，毛二可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加入了无线电协会。土电话、矿石收音机、单管收音机……他四下搜寻零部件，组装成新装置，对无线电、雷达很是痴迷。

1951年，毛二可入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1952年，华北大学工学院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53年，北京工业学院在我国地方高校中第一个成立雷达专业，并从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引进雷达专家库里科夫斯基。

库里科夫斯基向来主张，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要十分重视基础理论，并且主动开展实验。因此，与专业学习无关的事在他这里是不允许的。想学习就要全身心地忘我投入这样一种理念，就此在毛二可心中扎下了根。

库里科夫斯基每天都要先去实验室溜达一圈，再回到办公室。有一天，他看见毛二可在实验室里制作实验装置，便建议做个接线盒。热衷动手实践的毛二可，连夜便把接线盒做好了。第二天他看见做好的接线盒，满意地点头赞许。

也正是在库里科夫斯基的指导下，毛二可和3名同学在毕业设计中制作了新中国第一套电视发射和接收装置。它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矗立在学校主楼顶上，成为当时学校的地标。

后来库里科夫斯基回国，师徒再无缘得见。毛二可曾托前往苏联的同学给库里科夫斯基捎去了生活用品，库里科夫斯基还回赠了他若干画册。

然而，这种重视动手、全身心投入的作风却在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雷达所）师生间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毛二可都特别强调学生的认知性实验。“雷达专业的学生要知道雷达怎样开关机，从雷达上看云雨、飞机的回波是什么样的……学习首先要有感性认识，否则就会空洞得像中小学生学雷达一样。”

本科毕业后，毛二可留校做助教。初为人师的他，遇见了一个特别的“学生”——时任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作为院长，魏思文希望多了解雷达知识，便虚心向毛二可求教。毛二可每周给魏思文上一堂无线电理论课程，又让他动手组装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和雷达的原理有近似之处，在装配、焊接过程中，魏思文的理论与实践得以提升。

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

“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坚持下去，你就有可能找到破解之策。失败时，多回头看看基本原理。”这是毛二可时常对团队成员、学生们说的一句话。

1953年，为了支持专业建设，国家调拨了三台雷达，供该校使用。一时间，雷达专业发展欣欣向荣。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中，受家庭成分的影响，很多重要项目毛二可都无法参与。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不能参与相控阵雷达整体设计，他就做高频相位计；做不了整机，他就做雷达部件。

得益于逆境中的坚持，1978年，科学界迎来了春天。在当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北理工获得34项全国科技奖，名列全国高校第一，其中就有毛二可的一项。经历过一番风雨，从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毛二可，也愈发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在经费和科研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思考怎么研制更有用的雷达，这是以毛老师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的坚持。”毛二可弟子、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龙腾说。

时光来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的科研方向层出不穷。然而，在雷达所，毛二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一直埋头做雷达研究，并明确提出两个观点——“不能只做定制化部件了，要做就做通用化部件”；“不能只做部件了，要做就做整机、系统”。

脱靶量测量系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89年，毛二可在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国家急需一种可以安装在靶标上、快速准确测量脱离靶心距离和轨迹的电子系统。他抓住这一机遇，创新提出了全时空雷达的基本概念和原理，1995年至上世纪末，成功实现了脱靶量测量全系统工程化，并于2000年正式投入使用，由此宣告了雷达所转型之路的成功。

“这就是典型的毛老师团队学风。他教会了我们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面对问题找出破解的办法，然后坚持几十年，持之以恒地解决问题。”龙腾说。直到今天，所里都在坚持这个方向。

多年来，北京理工大学雷达及相关专业先后有6名院士等一批各行业领军人才从这里走出。

不受困难影响坚持科研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雷达专业的很多毕业生纷纷流向外企。留校工资不过600元，而同在一条中关村大街上的公司，开出的薪酬却高达5000至15000元。

“买了这么多仪器，将来到底要给谁用？”毛二可在实验室里感叹。那是他第一次在人前流露出心中的郁闷。

他决定给年轻人加工资。“‘老人’不要紧，关键是留住年轻人。”毛二可想尽办法从各种经费中挤出钱，给年轻人每人每月涨了200元，800元薪酬比他自己的收入还高。

所幸的是，龙腾、吴嗣亮、高梅国等青年教师骨干选择了留下，他们又帮自己的师弟、师妹们理清了思路，留住了曾涛等人；团队还招收了赵保军、陈禾等博士后，才度过那段艰难期。

这正是以龙腾为代表的第二代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所经历的不受一时困难的影响坚持做科研的故事。谈及怎样做选择，龙腾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将来要如何选择工作，我告诉他们，要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工作的成长性。如果这个工作有很多值得挑战的地方、你可以从中获得成长就选择留下，这远比眼前利益重要。”

雷达所虽然度过了艰难期，但人力资源、成果转化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尤其是在工科专业中，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的理想配比是1：10：100，即科学家有1个科研想法，需要10名工程师出样机，而真正实现产业化需要100人。

如何真正化解难题？2009年，恰逢中关村出台了“1+6”政策，鼓励教师创业。在学校的支持下，雷达所成立了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也是中关村第一家实行教师股权激励机制的公司。那一年，毛二可75岁。5年后，理工雷科上市。

所行并非为了钱。实际上，毛二可把能让出去的荣誉都让出去了，能捐的钱都捐出去了。自从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以来，他从未在成果、论文上署名第一作者。2020年，他将100万元奖金捐给学校时，只说供学校人才培养之用，并不做具体的学科要求。他的做法换来的是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以及团队乃至校园中的谦让学风。

选择心无旁骛的价值观

雷达所素以学风严厉闻名。所里对科研项目分级，除了纯概念研究的课题，绝大多数研究生都要处理实测数据产生结果。为了获取实测数据，他们要奔赴艰苦地区的试验场，并连夜处理观测结果。冬季的北方、夏季的南国，颠簸的机舱里、风浪中的海船上，都留下了他们青春的印记。“学生选择了这里，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心无旁骛专心科研的价值观，要全身心投入学习和科研……”龙腾告诉《中国科学报》。

曾经有老师认为太苦太累会吓退学生，希望放松些要求，但被毛二可和龙腾拒绝了。“黄埔军校创办时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凡是敢来的都是愿意和你一起奋斗的，要是标准放低了，最后可能连风气也没有了。这就像士兵打仗，究竟是怕苦还是怕输？要想打赢就没有轻松可言。”龙腾说。雷达所的坚持虽然也“吓退”了一小批人，但留下的都是愿打硬仗、敢拼敢赢的精兵强将。

“毛老师务实、拼搏、肯干，很有人格魅力；龙老师领导力强，更有激情、热情。如果说第一代人是创业，第二代人是追赶和并跑，第三代人则是要努力实现领跑。”作为第三代人，北理工雷达所副所长胡程说。

时代飞速发展，如今的学生特点已不同当年，怎样把精神传承下去？“最好的方式是言传身教。学生看到教师在努力，也会被其感染，通过项目锻炼产生自我认同后，继续坚持。”胡程说。

这一点，毛二可依然是最好的精神领袖。“从事工程科学，智力不是第一位，努力更重要。”早在多年前，他的作息表中就没有周末，早上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晚上8点至10点30分，除了周六晚上、出差，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他早已将科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纯粹的人生。

“我们就是为人才培养和科研事业而生的，你来这儿就必须认可这件事。”龙腾说。正是有这般明确的价值取向，第二代人在雷达信息处理、第三代人在“雷达+”研究上才能走出新天地。

因为在他们面前，始终有着一盏指路明灯，他的名字叫“毛二可”，或唤作“国家、团队、拼搏、创新”的北理工雷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