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高教论坛现场 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供图

“实现缩小东西部高等教育之间差距的干预对策是‘强干预’，反之则为‘弱干预’。”作为一种干预方法，弱干预和强干预率先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近日，在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和《重庆高教研究》联合主办的西部高教论坛上，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刘徐湘将其引入西部高等教育的论述中。

围绕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石河子大学、重庆文理学院等高校的11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展开了讨论。

那么，究竟政府该在哪些方面实行“强干预”，哪些方面实行“弱干预”？西部高教的办学出路又在何方？

分类发展 理念先行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存在两起东西部高等教育差距明显缩小的事件：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东部高校向西部的迁移；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三次重要的布局调整——1953年完成的院系调整，1955至1957年完成的沿海城市大学向内陆迁移，以及1964至1971的三线建设的高校向内地迁移。

刘徐湘将这些事件定义为“强干预”，而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东西部高等教育的干预对策可视为“弱干预”。“当前，不能只是对西部进行照顾性的政策支持，而需要以强力的政府行为，干预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与布局，从‘弱干预’变为‘强干预’。”

有哪些西部高教亟待的“强干预”呢？以分类办学为例。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魏丽娜介绍，同为大国贫困地区，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于本世纪初形成了清晰的分类体系。以加拿大阿尔伯特省为例，1995年后，该省形成了6个亚系统，分别是大学、公立学院、私立学院、技术专业学院、职业学院及其他办学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引导鼓励各层次、各类型高校特色化发展建设，关注公平与包容相关议题，促进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沿着特色化、内涵化道路发展。

反观我国，当前西部高教尚存在盲目跟从研究型大学发展、盲目跟从东部高校发展，忽视东西部高校品质差异的现状。“要在短期内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是一种奢望，盲目地追赶东部高校完全没有意义。”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川说。

在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成文把西部高校大致分为四类。他表示，应鼓励位于西部的“双一流”高校（大于20所）、红色基因高校（20余所）、国家特别帮扶高校（大于21所）、其他类型的高校（小于20所）先发展起来，以此带动其他西部高校的发展。

在西部高校的振兴问题上，洪成文指出，目前国家实行“双一流”建设，各省区市实施地方“双一流”建设，仅是这样的单杠杆撬动远远不够。

“西部高校的发展缺少为全体西部高校着想的大规划。”他表示，20年前，国家因财政紧张，只安排了79所教育部部属院校。时至今日，随着国家财力增强，如果增加21所部属高校，且这21所高校全部位于西部，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格局。

洪成文进一步指出，可以将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如延安大学、湘潭大学、遵义医科大学、遵义师范学院、百色学院、井冈山大学、吉首大学等）作特殊考虑，如提高其生均拨款等。“因为高教发展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这些高校，而地方财政尚不能优先考虑这些高校。”

在刘徐湘看来，国家的一些政策在东西部不应该“一刀切”，比如不能禁止所有高校异地办学，而应鼓励东部名校到西部高校办分校，这样才能为西部高等教育带来活力。与之相配套的是，西部地区应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西部高校则负责具体工作的落实。

“没自信”需要干预

当前，一些发展西部高教的举措看似“强干预”政策，但在具体操作中仍需要“强弱干预”结合。在论坛上，专家呼吁，当下政府应该给予更多可落地的政策与更切实的帮扶。

应用型高校是西部高教的生力军之一。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院校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安在论坛上展示了一组数据：我国西部应用型本科高校（211所）占西部普通高校（734所）的比重是28.75%，占比将近1/3；占西部本科高校（309所）的比重是68.29%，占比超过2/3。

他指出，要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如果西部应用型本科高校“不振”，必将使“振兴”成为空谈。

2020年，新华社授权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提到，要在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

然而，一些西部省份的管理者对发展包括应用型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存在错位认识。他们认为，理想的应用型大学需要背靠产业，但西部地区产业薄弱，因此应用型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留在本地工作，最后落得“为他人做嫁衣”。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西部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手脚”。“这说明西部高校应用型、地方性、开放式的核心理念尚未牢固确立。”顾永安说，事实上，目前一些西部应用型高校满足当地产业的人才供给的比重尚不足1/3，企业招不到想要的人才，根源在于高校无法培养出企业所需之才，这说明西部应用型高校尚有很大空间可以挖掘。

在顾永安看来，西部应用型高校发展存在的种种难题中，与结构和能力相比更为严重且隐性的问题，存在于干部队伍的思想理念、精神状态与工作作风、工作方式等层面。“等靠要、叹衰调、畏葸不前、执行不力，效率低、效能低，少学习研究、少主动作为；官本位、行政色彩浓；创新创业氛围不浓。”

涉及具体操作，顾永安表示，西部应用型高校的发展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有愿景目标、办学定位、办学理念、文化战略规划，由此构成的顶层设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

其次，要聚焦内涵式发展。很多西部应用型高校并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落实、定位以及构建体系。这其中需要个性化、更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此外，还要把握高校的阶段特征。

曾有学者指出，西部高等教育实现突破的关键点在于，西部高校要有二次创业精神，寻求体制机制的全面变革。对于西部高教在竞争、超越以及创新时所暴露出的缺少自信等问题，也需要通过“强干预”来建立政策上的自信。

“挖人”“找钱”尚缺有力保障

西部高教的办学之路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双重困境，从近年的情况看，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钱”与“人”。

事实上，这两大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大学的重点。

在论坛上，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王运来以金陵大学的制度规约为例，指出民国期间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主要依靠法、钱、人。反观如今东部高校之间的“挖人”现象，他依然强调“制度规约”的重要性。“违规抢跑、超越红线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更易造成不规范竞争。倘若付出代价高，就没有一所高校敢以身试法。”

这也需要政府层面的“强干预”。

虽然目前有东西部高校帮扶、西部学科发展支持计划、西部研究生教育支持计划、教师进修计划、西部大学千名校长海外培训计划等一系列扶持动作，但其金额相比“双一流”建设经费，无异于杯水车薪。

在洪成文看来，应该鼓励西部高校自行筹资。然而，现行政策既不鼓励“钱生钱”，也不鼓励高校自己去找钱。同时，除了“双一流”高校之外，也很少用国家的财政补贴地方高校。

他建议，西部高教发展应设立西部高校筹资匹配资金，以鼓励西部大学自我筹资，即高校筹集多少资金，当地政府进行相应或等额的匹配。此外，还可以把西部高校1/3的教学楼拿出，获得冠名捐款；为西部高校设置讲席教授，以此赢得社会和企业的支持；发动海内外校友反馈母校，以扩大资金渠道。

对于政府而言，他强调，国家级大学要扩容。此外，应给予红色基因高校适当补贴；将教育部的教育基金会更名为西部教育基金会；同时，把西部高教发展的政策效应倍增化，总结对口扶持工作经验，将中国特色提炼总结，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