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基因组的同源性和新冠病毒达到96.2%，但它在结合受体的关键区域（RBD区）上，氨基酸同源性仅为89.3%，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感染能力非常弱。”

在7月22日举行的聚焦新冠病毒溯源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对比了两组数据。从海关截获的走私穿山甲中检测到另一组冠状病毒数据显示，尽管其和新冠病毒基因组同源性仅有92.4%，但氨基酸同源性却高达96.9%。

“应该认识到溯源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科学问题。”徐南平指出，“只有沿着科学的道路坚定信心，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事实，开展科学溯源，才有可能最终揭开真相。”

此次会议上，多位专家基于各个方面的科学证据指出，新冠病毒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他们建议下一步动物溯源应作为重点方向和领域，并对冷链传播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

由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今年3月30日，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中，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以下简称联合专家组）得出结论：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的与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冠状病毒，从序列来看是和新冠病毒同源性最高，但这些病毒仍然不足以证明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

结合临床流行病学、动物和环境检测等各个方面的研究结果，联合专家组最终确定了病毒出现途径的4种可能性：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传入是“可能”的，如在去年各地的一些散发疫情中陆续发现冷链传播有可能引入病毒；最后，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今年3月WHO的发布的报告使“全球的溯源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然而，7月15日该组织发布的关于第二阶段的病毒溯源计划却让他感到“十分吃惊”。

“这个计划里面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他表示，这透露出的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发布会上说。单以今年7月为例，全球就有许多科学家支持这一观点。

例如，7月5日，24名国际知名专家再次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这些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7月16日，22名中外科学家在《中国科学： 》（英文版）联合刊发论文，运用经典的进化理论方法，有力论证了新冠病毒只可能来自于自然，用科学的证据驳斥了“实验室泄漏”的阴谋论。

袁志明强调，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那么哪里来的因为违反实验室规程导致的病毒泄漏呢？所以（WHO）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曾益新说。他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

动物溯源、冷链传播是进一步研究重点

今年3月，WHO第一阶段的报告指出，在动物源性的引入途径，尤其是从自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为此，此次会议上，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特别建议，今后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把工作的重中之重集中在这个方向。

事实上，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梁万年指出，今年年初，联合专家组到武汉现场工作时，中国方面已经展示了对市场动物的检测情况，包括对相关市场动物上游的养殖场也进行了全面追溯，都没有发现阳性情况。进一步扩大范围对2018年到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采集了38000多份家畜家禽样本41000多份野生动物的样本进行病毒抗体或者核酸检测，也是如此。

在蝙蝠研究中，他表示，中国科学家也做了大量研究，采集了大量样本。这些研究找到了与新冠病毒比较相似的病毒，但并没有从中国大量的蝙蝠标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

下一步，梁万年表示，动物溯源还是应该作为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是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其中病原体自然进化的过程最值得关注，不仅仅要考虑蝙蝠这一类野生动物，还要对中间相关的，比如穿山甲、狸类、貂类等，已经通过各国科学家研究所发现的携带或可能携带病原体的这些宿主的分布、可能的源头来进行研究是。此外，对发生过疫情的一些市场，包括养殖场的上下游链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王辰指出，冷链在传染病传播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的新现象。首先，从流行病学上已经发现了冷链和疾病流行的对应关系。如从北京新发地疫情和青岛疫情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密切关联。

其次，在病毒核酸的检出上，冷链物品上核酸检测是阳性的。特别是在青岛疫情中，在冷链物品表面不但检出了病毒核酸，而且分离和培养出了病毒，这证实了冷链物品表面是有活的病毒存在。

同时，他指出，在科学问题的探索上还有一个旁证——在“冷”的情况下和相对干燥的环境下，病毒的存活时间、保持感染性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冷链传播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发现的一个新的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这个现象造成传播的证据链相对比较完整。

为此，在进一步的病毒溯源过程中，他特别建议应当将冷链作为一个重点的溯源线索。“目前国际贸易背景下，全球各地人员和物品往来的情况下，冷链环境下人—物的传播，加大了病原传播的复杂性，特别值得进行调查和研究。”王辰说。

以科学态度开展科学溯源

“溯源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研究在溯源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徐南平说，疫情发生后，我国部署了五大科研方向，溯源是五大科研方向之一，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例如，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组织了全国科技力量，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野生动物、家禽家畜进行了病毒检测，涉及到数十个物种，8万多份样品，没有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抗体或核酸阳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身边的动物在实验室里进行病毒的攻毒实验，把这些动物按照易感染、不易感染或者不感染进行排队，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动物溯源的主要方向。

同时还在分子溯源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通过与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溯源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7月19日，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国外团队联合发表的溯源相关论文225篇，国内研究团队发表论文352篇。依托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建立了全球共享的新冠病毒信息库，截至7月19日，已收集分享全球范围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253万余条，为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近30万用户提供了服务。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难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徐南平表示，只有沿着科学的道路坚定信心，开展科学溯源，才有可能最终揭开真相。

随着多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持续研究，梁万年指出，已有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要早于先前的已知时间。如2019年11月，一位意大利女性的皮肤活检多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原位杂交反应性；2019年11月27日，在巴西一个市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2019年12月13日-2020年1月17日，美国有9个州常规献血存档样本新冠病毒检测抗体有106份呈现阳性反应……“这也表明，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界面的第一现场。”他说。

“溯源过程是如此复杂和多元，我们要‘真求起源’，就不要局限视野，而应当拓展视野。这是全球各地应当进行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的重要的方向性问题。”王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