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奠基人吴仲贤。 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吴仲贤部分著作。 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你毕业后准备干什么？”

“教英文。”

“年轻人我告诉你，用功是值得称赞的，我很喜欢你……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是科学时代吗？英文是学科学的工具。你改学科学一生都不会后悔！”

上世纪30年代，如果没有一位苏格兰教授的点醒，也许中国就少了一位动物遗传学家，而多了一位英国文学研究者。

要论对英文的热爱程度，周围同学很少有人比得过少年时代的吴仲贤。在北伐时期失学时的漫长假期里，他把英文小说《金银岛》从头至尾熟读到几乎能背下来，把半个书柜的英文小说都通读了一遍。

转眼间，吴仲贤已离开我们14年了。近日，中国农业大学举办吴仲贤教授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在青铜雕像前，学子们重温了他的人生故事。

“不懂化学的生物学家是一个残疾人”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迂回的河，吴仲贤的起点就是英文。从小进入教会学校，英文是他最全力以赴的科目。

在武汉华中大学吴仲贤主修的是英文，但是教学计划包括一门主修和一门辅修，辅修他选择了生物。听从了苏格兰教授的一席话，吴仲贤认为，改辅修的生物为主修，是自己唯一可行的选择。于是，他由一名文科生变成了理科生，另外还辅修了物理，而学物理需要数学基础。

高中时期，他从一位转学的同学口中第一次听到微积分这个名词，细问之下才知是一个数学分支。而大学前两年从未学过高等数学的他，连积分符号都没见过。

夏天的汉口是出了名的火城，借住在姑母家，吴仲贤打着赤膊、汗流浃背三个月，硬是把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等数学课程自学完成。

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梦想——争取庚子赔款留英生物学科的名额，却发现大纲所列的参考书在武汉几乎都买不到。他想到一个办法，报考清华大学西洋文学专业研究生，借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清华图书馆的条件，准备生物学科的留学出国考试。

再遇前途歧路是在清华园。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开导他：“为什么要和英文系的学生竞争呢？你主修的是生物学，英文是你的优势，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一定能获胜。”在吴宓的鼓励之下，吴仲贤最终取得了庚子赔款留学名额，去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

“他在文理两科都有建树。”这是吴宓对吴仲贤的赞扬。吴仲贤的一位好友对此很羡慕，时常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回答说，“这只是一个淹没在水中捞稻草而活命了的人的幸运，没有什么诀窍。”

对于这段往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培源曾感叹，时下庚子赔款考试办得如此之糟，生物名额竟出现了一名文学院的研究生！殊不知这并非吴仲贤考清华的本意。在少有跨学科观念的上世纪30年代，他的经历一时传为美谈。

在爱丁堡大学，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提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力邀他继续攻读科学博士（D.Sc.），可吴仲贤却认为，数理化中他只有化学没有下过功夫。“不懂化学的生物学家是一个残疾人，生物学家应该是能读懂含有微积分和苯环符号论文的人。”

在剑桥大学，他追随刚升为教授的R.G.W.Norrish作营养化学博士后研究，30年后R.G.W.Norrish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名人以及正在成长的巨人。

别怕他看不懂中文，那里的公式是“世界语”

在英国，吴仲贤感兴趣的是如何将遗传学的知识应用于动物乳、肉、蛋、毛的遗传改良。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1918年至1932年是群体遗传学时代，1937年至1947年是数量遗传学的奠基时代。吴仲贤读博时，恰好处于两个遗传学发展阶段的中间，他毫不迟疑地投身发展数量遗传学的事业中去。

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

然而，他的学术之路充满了曲折。上世纪50年代初，校方取消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强制推行米丘林遗传学。在高压下，吴仲贤不得不改讲家畜饲养学。不久后，他又在讲授动物营养学中“出彩”了，提出了衡量马挽力的新指标——马力小时，解决了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

1956年，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吴仲贤系统、严谨地阐述了孟德尔遗传学的理论，针锋相对地指出了“米丘林遗传学”的伪科学性。在遭到狂热的“米派”围攻时，他一一予以批驳，大有“舌战群儒”之势。最终的结果是喜人的，那次会议正式恢复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合法地位。

吴仲贤又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遗传学讲坛，在北京农业大学重新开设动物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等课，并建立了果蝇遗传实验室。1961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动物遗传学》教材。

在禁授孟德尔遗传学的年代，他一直没有放弃动物数量遗传学的研究，暗自收集资料，撰写了专著《统计遗传学》。这本书综合和系统化了当时数量遗传学的全部理论，把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评定家畜家禽数量性状的遗传值的方法都公式化了——此前国外也有一些公式，但都是零碎的，没有一整套可以利用的公式；还总结了畜牧业中的乳、肉、蛋、毛遗传改良的育种方法，可直接指导畜禽育种。

英国著名的数量遗传和动物育种学家艾伦·罗伯逊曾评价，《统计遗传学》是一部令人惊异的著作，特别是其中对于选择的规范论述。

在他的弟子、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沅赴德国留学前夕，吴仲贤叮嘱他带上两本书。一本是《统计遗传学》，作为见面礼，送给他的德国导师——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动物育种研究所富森，“别怕他看不懂中文，那里的公式是‘世界语’，他会从中了解中国数量遗传学的研究水平和你的基础”。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在异国他乡，读上几首，排解孤独，不忘中华文化。

1982年，富森来华讲学，还特意去吴仲贤家中拜访，一次相谈不尽兴，两人又在颐和园中席地而坐，尽情畅聊，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

群体遗传学家李景钧评价吴仲贤“大器晚成”，实际上说的是他从不放弃、从不言退，完成《统计遗传学》时他已年过60岁，在奔向70岁时才出版该书。他到80多岁还在努力研究“杂种遗传力”问题，90岁前后还学习计算机应用。

不仅是现在的自己，也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吴仲贤的“传奇”，还在于他学贯中西，不仅能用英文授课，还可以将唐诗翻译成英文。他撰写的英文小说《金谷恋歌》和《清词金库》正是他文学方面造诣的体现。

他常把恩师吴宓的诗集放在沙发旁的书案上。厚厚的一本书，书皮早已褪色。“文革”中尽管他遭受不公正待遇，但回家后洗个澡，就又回到自己美妙的诗词世界中去了。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回忆，他阅读领域很广，从世界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他重视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并研究问题。他做的大量工作是把复杂的理论问题作出简易的表述，便于广大群众掌握和运用。”譬如《统计遗传学》中，“从几个基本前提出发，牲畜的所有数量性状都可以用几个遗传参数来定义，从而得到改进”。

门下的弟子都聆听过他的教诲——生物科学要以精确科学，即数、理、化为基础，这样才能深入。这和他主张除主修外，必须有一个辅修或两个辅修，个别学生还可以有双主修的观点是一致的。“将来的发展则可以因时势或机会来确定，务使其能有较大的选择和适应的自由。”吴仲贤说。

在学生眼中，他讲课时双目传神，思维敏捷又不失风趣。他告诉学生们，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求得知识和智慧，知识比较容易求得，而智慧则难以学到。智慧的精髓是判断力，智慧的标志是判断力的表现，培养的是用各种方法从家庭、社会、学校、大学和其他的机构求得判断力的能力。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张沅等5位学生受到吴仲贤的倍加关爱，但吴仲贤从不把学生拘在自己身边，一有机会，就毫不迟疑地把学生送到更好的学习环境中去培养。在张沅与吴仲贤相处的45年中，吴仲贤唯一一次对他“发脾气”，就是张沅对留学的犹豫。“确切地说，先生是被我的胸无大志气到了。”张沅说，好在他及时认清了自己的问题，经吴仲贤推荐赴德留学，才有日后的深造。

在吴仲贤的弟子、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杨子恒眼中，先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支持学生追求自己的研究兴趣。学生时代，他表示想做一个计算机模拟方面的课题，先生热心地帮他与中国农大计算中心的教师联系，毫无学科门户之见。

“父亲有一种学而不厌的毅力，更有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吴仲贤之子吴咏时回忆道，在兄妹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鼓励他们在确定人生目标时，要把目标定得高一些。他对子女的教育，也从来都是强调文、理不可偏废。

他往往以这样的话激励年轻人：“我们不仅是现在的自己，也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他认为，教育是创造性的，并寄厚望于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