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内某高校数学系讲师李萌在自己的“知乎”主页收到一条信息，邀请他回答一个关于“目前高校做基础科研的年轻老师过得怎么样”的问题。作为“知乎”资深用户，李萌平时答题无数，但对于这个问题，他思考再三后，还是决定拒绝。

“一言难尽。”交谈中，李萌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出了这四个字。

此前，一份针对我国高层次人才的科研峰值年龄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出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组数字是——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平均科研峰值年龄约为 46岁。

将之“细化”到基础研究领域， 此时，1985年出生的李萌距离自己的“科研巅峰”还有10年，而我国首批“80后”科研人员则已经到了开始要冲刺“巅峰”的时候。

近年来，我国对于基础研究，尤其是高校基础研究工作日益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今年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对于李萌等在高校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人来说，显然责任更加重大。

然而，一边是初涉科研时的“一言难尽”，另一边则是“巅峰期”转瞬而来的时不我待。从事基础研究的他们，正在面对“平台还是生活”“科研还是教学”“融合还是‘单飞”’等诸多选择和苦恼。

生存：要平台还是要生活

2019年，徐渭博士毕业，来到南方某地质类院校任职讲师。多年前，当他还是一名博士生时，就曾和《中国科学报》记者聊起过自己的生活。那时因为担心毕业、论文等问题，徐渭晚上时常睡不着觉。再次见面，当问及现在是不是睡得好点了，他笑着点了点头。

“现在肯定好多了，至少没有临近毕业时那么大的压力了。”然而话锋一转，徐渭又说，“那时的压力虽然大，但相对比较单纯，现在虽然没有毕业压力了，但生活方面的压力却变得更大了……”

就在徐渭成为高校教师的同一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建中发表了一篇关于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状况的论文。研究中，周建中针对博士毕业7年以内及7年以上的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进行了交叉分析。结果表明，在课题申请方面，博士毕业7年以内科研人员选择压力大的比例达76.6%，认为压力比较小的比例仅为4.1%；在住房方面，有50.6%的博士毕业7年以内科研人员认为压力大，这一比例在博士毕业7年以上的科研人员群体中为26.7%；在照顾孩子方面，博士毕业7年以内的压力大的比例为62.6%，认为压力比较小的只有12.9%。

交谈中，徐渭说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还算知足——单身一人，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身处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生活成本相应较低……

“这其实是一道摆在所有年轻科研人员面前的选择题——你究竟是要平台还是要生活？”徐渭毕业于北京某知名高校，师从业内名师。他很能体会到科研平台的优势，而自己在如今的城市和学校，虽然生活压力比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小得多，但科研环境却是天差地别。

“在地方高校，想拿科研项目是很难的。所以，生活压力小伴随着科研平台低，反之亦然，看你如何选择。”徐渭说。

尽管如此，如果将来涉及到买房的问题，徐渭说自己目前的工资可能绝大部分还是要交给银行。

不同于徐渭，在面对这道题目时，李萌经过几番思考，最终决定还是留在北京，这也导致他直到现在还几乎是一个“月光族”。

“如果说这是一道选择题的话，对于基础研究领域的年轻教师而言，这道题要更加难做一点。”李萌说，原因很简单——基础研究往往需要不受外界干扰地长期进行，没有那么多横向课题，拿到的当然也就是最简单、最“干净”的那点儿工资。此时，究竟是为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而承担更多的生活压力，还是为了规避压力而“逃离北上广”，有时的确很难抉择。

“科研人员，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对于科研之外的一些因素，如照顾孩子、住房问题等压力要明显高于职业生涯中后期的科研人员。”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周建中表示，特别是在照顾孩子的压力方面，职业生涯早期的男性科研人员的压力比例超过了女性。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国新一代家庭关系中，男性也需要更多地参与到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而一般其照顾孩子的经验和能力又相对较差有关，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不太一样。

“学术和生活之间的这道选择题，很多年轻科研人员都会遇到，但在不同领域也有着不同特点。这是一个老话题，却并不是我们可以忽略它的理由。”周建中说。

指标：搞科研还是搞教学

对于基础研究领域的年轻科研人员来说，需要面对的“选择题”绝不仅仅只有一道。

徐渭入职的高校并不在自己的家乡。作为一个“外乡人”，初来乍到的徐渭只能从头开始申请课题，打开自己的科研局面。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却发现很多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高校教师有着不同的选择。

“很多毕业的博士甚至是博士后来到高校后，他们的心思已经不在科研上了。”徐渭所在的学校针对他的研究领域设置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偏重于教学的岗位，另一个是偏重于科研的岗位。以前，在博士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科研经历，但教学经验几乎为零的年轻老师都愿意先从事科研工作。然而，近些年这些老师却纷纷开始到学院上课、带学生。

徐渭也曾问过一些老教师，这样的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的答案是2018年前后。是时，我国刚刚提出在科研领域要破“五唯”。

“首先说明，我是坚决拥护破‘五唯’的。但问题是当‘五唯’被破后，新的标准是什么样，这点我们并不知道。”徐渭在和同事聊天时，也曾听到有人半开玩笑地抱怨：“现在‘五唯’破了，不看项目，不看文章……那看啥？看关系吗？”

在采访过程中，评价标准的缺失成为很多基础研究领域年轻学者面临的最大困惑，也正因为如此，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科研人才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

“因为相对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成果产出更依赖以论文的形式呈现，换句话说，此前完全以论文判断科研人员的工作成绩固然不对，但当一些高校在破‘五唯’的大背景下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看论文时，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的科研价值又该如何体现？”李萌坦言，自己十分理解那些科研积极性不高的青年科研人员。“项目奖励被取消了，文章奖励被取消了，受研究方向局限，我们也没有什么横向课题可拿……如果搞科研只能拿到工资，那还不如去给学生上课呢，至少还能拿一些课时费。”

这一现象在某些重点院校以及行业领军院校中表现得或许并不明显，“毕竟它们有着很好的科研平台以及浓厚的科研氛围”。徐渭说，但对于那些原本科研平台就比较低、科研能力也相对较弱的地方高校而言，影响是巨大的。“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年轻人发论文的这条路再被‘摁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采访中有学者表示，这其实也是目前某些地方高校破“五唯”难以落地，在人才评价中依然看文章数量、“帽子”等定量化指标的重要原因——既不想被“摁死”，也找不到更好的评价标准。

考核：依行政还是依学术

实际上，破“五唯”并不意味着不看论文，而是要更关注论文的质量。在这方面，很多学校也开始了一些探索，但其间依然有些问题尚待破解。

1984年出生的刘健仪是西部某行业类高校的数学老师。他所在的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实行的便是代表作制度——每人选出五篇代表作，将其作为教师学术成绩考核的依据。

对于这一制度，刘健仪一方面很赞同，一方面也有着诸多无奈。

“每个老师研究的领域不同，你如何区分这篇文章就比那篇文章质量高？在这个问题上，学校管理部门选来选去，最终还是将文章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考核论文质量的重要依据。”刘健仪说，然而这一做法对于数学这样的学科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简单举例，生物和数学这两门学科的专业类期刊，前者的影响因子要普遍高于后者。”刘健仪说，这背后的原因十分简单——从事生物学研究的人要比从事数学研究的人多很多，写文章也就相应更多，于是期刊的引用率就会更高，影响因子当然也就更高。

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专业期刊与综合类期刊之间——数学领域内的专业期刊由于门槛高、受众面窄，其影响因子远没有那些受众面更大的综合类期刊高。尽管业内人士都明白，前者的“含金量”要高于后者，但这样的“含金量”并不能在影响因子中体现出来。

“我不敢说一定有比现行考核标准更适合的标准，只是觉得这种考核没有很好地促进数学学科的良性发展。”刘健仪解释说，因为有些人可以钻空子，比如只投那些影响因子很高，但并没有相应水平的综合类期刊，由此较快速地达到评职称的条件，而这对于那些真正钻研科研难题，并立志在顶级期刊发表科研成果的老师来说，显得并不公平。

受访时，东北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于永亮向《中国科学报》表示，这种现象在他所从事的化学领域也同样存在。

“引用率高的杂志或文章不见得其本身就更加优秀，因为决定一篇文章引用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学科领域、热点事件等等。”于永亮说，这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现在的问题是，鉴于成本考虑，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校的管理部门针对每个具体学科细分领域，都制定一套相对应的考核评价办法。“目前，也只有少数机构在评判相关人才时，会采用专业的小同行的形式。”

也就是说，当高校的科研考核与评价还是由管理部门负责时，这便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对此，周建中也表示，当前国家层面相对“大一统”的政策措施与高校中千差万别的学科门类之间的反差，给管理部门带来很大压力。“统一的管理模式自然有其问题，但如果要求这些部门分门别类地制定不同政策，又不太现实。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一个十分合适的解决方案。”

学科：要融合还是要“单飞”

刘健仪所在的高校在学科上以应用型学科为主，数学学科相对弱势。为了发展数学学科，校方也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倡导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发展。

然而，每当听到有人在各种场合倡导数学学科的老师要与其他学科结合时，刘健仪心中总会产生一种不快：“我为什么要和你们结合？”

作为年轻老师，刘健仪当然不会不明白融合发展、交叉学科这类的“大道理”，然而具体到自身的处境，他并不觉得自己现在有“资格”去和别的学科谈融合。

“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成功的案例当然有很多，但那些老师几乎都在本领域内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和建树，此时再根据自身兴趣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进而发展出新成果乃至新的学科分支。”然而，在刘健仪看来，目前学校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数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导致他们在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工具提供者”的角色。

“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其他学科进行科研的过程中，感觉缺乏某种数学或计算工具，于是和数学专业的老师进行一次‘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数学并没有任何的自主性，只是被动地提供一些工具性和理论性支持，甚至还会反过来破坏数学学科本身的自主发展。”刘健仪说，这几乎可以算是自己目前在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个最大的苦恼。

同为数学老师，李萌也曾听说他周围发生过类似事件——有老师满心欢喜地与其他学科寻求“融合”，最终却发现自己只能完全适应其他学科的发展要求。他坦言，这种事情最容易发生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青年教师身上——基础研究本身目的性没有应用学科那样强，年轻老师更是在相关研究领域缺乏足够的科研资本，更容易被当作“工具人”。

“这一现象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主导性的问题，而在几乎所有的基础研究中，这种现象都是存在的。”于永亮将这种学科融合模式称为“低水平融合”。在这种模式下，基础研究往往在为应用研究提供某个基础理论后，便被束之高阁了。“正因为如此，基础学科在与其他学科谋求合作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到底要发展什么、到底要在什么方向上取得突破，这是非常重要的。” 于永亮说。

然而，在当前学科融合已成大势的当下，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科研人员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这份冷静呢？

团队：想沟通还是想独立

虽然所处高校和学科均不相同，但李萌和徐渭还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2018年前后进入高校的。那段时间正是国内高校“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之时，很多高校为此引进了大量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也正是伴随着青年人的大量进入，年轻人与“老教师”之间的观念差异也变得越加明显。

交谈中，徐渭坦言自己和周围的年轻同事在很多观念上与老一代教师有着很大的差别。“举个例子，老教师在科研上的理念是要多拿项目，在他们的眼中，似乎给学校或学院拿下多少钱的项目是最重要的；而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我们却觉得科研应该更多地出原创性成果，这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

采访中记者发现，年轻科研人员与年长科研人员之间观念存在差异是目前高校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个别学校，这种代际差异甚至已经转变为代际隔阂。事实上，李萌便直言自己很难和一些老教师沟通，甚至有时会刻意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这样的“独立”显然既不利于学科整体发展，也并不现实。毕竟学院和科研团队的带头人几乎都是“老教师”，在当前垂直化的管理体系下，年轻科研人员的科研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前者的管理和制约，也正因如此，这样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根据李萌的观察，周围新入职的青年科研人员中，很多人还是靠与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交流，以及此前博士生阶段积累的科研素材和科研想法开展工作。在他看来，这与一个科研机构中，不同年龄层教师之间缺少沟通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对《中国科学报》直言，科研团队中的代际差异问题早已存在，这一问题看似不起眼，其实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在目前国内高校，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科研人员，其科研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这听起来很残酷，却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而‘70后’和‘80后’科研人员的受教育期是在改革开放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要相对完整和国际化，这使得其科研理念更加现代化，同时也具有更加明显的国际化倾向。”然而在另一方面，该学者表示，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目前高校行政机构的领导和带头人又大多是“功成名就”的年长一辈，他们的理念与年轻学者的理念是有着激烈冲突的。

至于解决之道，该学者表示，高校应有意识地强化青年科研人员的独立性，使他们能够相对独立地从事一些科学研究。“这方面，国家其实已经在做一些体制方面的改革，比如允许青年科研人员带学生，组建自己的团队。”他说，“特别是在一些国内顶尖院校，通过一些制度减少青年科研人员受到不必要的干扰，这是完全必要的。”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