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开栏语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科学开始接触世界科学的主流。然而，西学东渐300年，中国科学并没有走上近代科学之路。辛亥革命之后，现代大学逐步确立，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但内忧外患之下的科技事业发展仍然缓慢。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在建党百年之际，本报开设“党旗下的百年科学印迹”栏目，选择党领导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若干重要事件或历史瞬间，图文结合，展现党领导中国科技不断跨越发展，使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光辉历程。

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后，科学加速改变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敏锐地认识到这一亘古未有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视为“历史有力的杠杆”，认为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从创立伊始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百年之前，党的创始人高举“赛先生”的旗帜，促进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党通过积聚人才、创建工厂学校和社团等尝试建立党领导的科技事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党开始领导和擘画新中国的科技蓝图，我国科技事业终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让我们来看这张摄于历史转折点的珍贵历史照片——“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以下简称科代会、科代筹）合影。科代会名义上由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科学社等著名科学团体发起，实则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

1949年5月13日，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促进会在北京饭店召开，推举严济慈为筹备会议干事会召集人，涂长望为总干事。在党的组织和帮助之下，经过认真准备，1949年7月13日，科代筹在中法大学召开。与会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6位筹备委员，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等到会讲话。为了保障科代筹顺利召开，科代会成立了临时党组，中央安排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长的贺诚同志担任临时党组书记。

这次会议，集中了全国科学界的多数精英，包括竺可桢、李宗恩、叶企孙、曾昭抡、吴有训、饶毓泰、汤佩松、陈桢、严济慈、梁思成等20多位1948年当选的“中研院”首批院士，周培源、钱三强、钱伟长、赵九章、袁翰青、马大猷、黄秉维、高尚荫等约30位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是中国现代第一二代科学家的中坚，大多西装革履，也有少数人穿长袍马褂（如曾昭抡等）。还有不少来自于解放区、根据地从事科技有关工作的干部和党员科学家，如刘鼎、恽子强、陈康白、计苏华、乐天宇、徐纬英等人。他们大多头戴解放帽，身穿干部服，其服装由军便服演变而来，装束与前两者明显不同。他们以及前两类人士中的梁希、曾昭抡、袁翰青等，很快就成为新中国科技界的重要领导人物。

这张合影摄于1949年7月13日中午。周恩来作报告是当天下午，因此没有出现在合影里。据报道，周恩来代表中央发表了近4个小时的讲话，主要论述了科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他宣布“不久的将来，我们必须成立为人民所有的科学院”，号召全国科学家参与新科学院的建设。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公开披露中国科学院的筹建，首任院长郭沫若也在这次会议上露面。

在周恩来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科代筹确立的全国科学界的总方向是：沿着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配合着生产建设的需要，积极切实地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会议提出要解除旧的思想束缚，而代之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会议批判了以往漫无计划的自由研究，提出新中国要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具体问题，如调查国内资源、训练科学人才、实现工业化等。

通过科代筹的宣传和教育，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核心的延安经验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这样就确立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等服务的科学发展总方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界的领导地位。自此，中国科学事业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科代筹不仅是20世纪中国科技发展的分水岭，也是共和国科技事业的重要开篇。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