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长沙细雨纷飞，袁隆平院士与世长辞！我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可当他的灵车缓缓驶向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办公大楼（以下简称中心）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过去的时光晃如昨日，一幕一幕浮在眼前。

我于1987年来到中心，与先生整整相处了34年。

带我结下“种”缘的引路人

34年前，先生就是我的梦。作为追梦人，我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在大学任教和去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先生身边。

当时，我们住在一栋楼的同一单元、同一层，门对门，先生在东，我在西。但我却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先生那时常在安江农校，工作繁忙，我总希望对面的那扇门开着，这样便可近距离仰视他。

31年前的春天，先生同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一道，正在中心的南6号科研田插秧，劳作间，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写了一篇科研论文？”见我满脸茫然，他又为我解惑说：“你写的论文有一定的价值，我正在审稿！”

于是，1991年2月，《作物品种资源》发表了我写的题为《枝梗轮生稻的特性及利用价值》的论文。

正是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坚定了成为一名科研人的决心，但这一路走来并非想象般容易，期间，我险些半途放弃，多亏了先生及时的关怀、鼓励与提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做水稻栽培研究没有项目支持、科研经费奇缺，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几乎打算放弃这个专业、离开这个梦想之地。

就在那时，广东省一学校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一日，先生还像往常一样去田间打卡，看见我后，拉我坐在田边，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分析我的专业在中心的作用，还跟我讨论着人生的方向。先生劝我耐住科研的寂寞，继续一起工作，还百般为我考虑，让我跨专业考他的博士研究生。

当年，博士研究生考试未能如愿以偿，我转向考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并准备攻读脱产博士学位。而就在需要单位领导签字时，先生极力劝说我不要脱产离开中心，并坚定支持我攻读定向博士学位。

我虽无才，没有做成先生的正式弟子，但他接受了我这个“俗家”弟子，也因此让我有幸跟随先生一辈子！

俯身为人梯的人生导师

1991年，参加英语培训是许多年轻人的心愿。

中心当时主要选送本科毕业的科研人员参加培训，而我是研究生毕业，很难争取到这个机会。先生知道后力排异议，推选我赴南京参加“农业部第7期英语听说培训班”，这对我后来的科研生涯影响重大。

1995年底，先生又力荐我为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攻关的专家组组长。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幕：那日午后，先生从中心办公楼后门进来上班，我在他的后面，隔有几步之远。有人小声向先生汇报，马国辉现在还是助理研究员，当专家组组长可能还不具备条件。先生立马叫来当时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并当着我的面说：“他具备有一定的能力，中心可以内聘他为副研究员！”

正是因为先生对我的信任，我得以负重前行。此后，我代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在湘北某县开展国家攻关计划001-01项目的科研攻关与示范任务，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光荣与责任。

后来，我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项目实施期间，我们团队获得了湖南省科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出版了专著2部，在《作物学报》《中国水稻科学》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60余篇科研论文。

先生还多次把我推荐到国外担任杂交水稻专家，推荐我为亚洲杂交水稻发展委员会委员。在国外，我更加感受到了世界人民对先生的崇敬，更觉要有一种担当，才对得起先生的信任。

先生委我以重任，让并非其门下弟子，且栽培专业出身的我担任他的助手，主管科研。我感到压力巨大，但先生言传身教、谆谆教导，要我勇挑重担，他还教导我不仅要懂栽培、还要懂育种、懂管理。

1996年，先生领衔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随后，点名要我牵头组成了有邓启云、万宜珍参加的“抗倒伏研究”小组。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在抗倒伏研究方面，我和团队成员一起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也获得了同行的高度认可。就在前几天，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的夏新界研究员还要我为他的“巨型稻”示范提供“抗倒伏解决方案”。

照亮前行之路的灯塔

2000年末，我已人到中年，世纪钟声敲响的不只是岁月与年华，还有金钱和美梦。

那是比较迷茫的金钱时代，看着个别专家先后离开中心，我也动起了去某企业就职的念头。

然而，对于我要离开的想法，先生不是一味地强留和强压，而是以导师的心态耐心开导，反复做工作，并且坚定地支持我坚守科研创新这个岗位。

先生曾反复告诫我做科研管理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科研创新工作。甚至在我做党委书记后，先生还要我每年坚持在长沙和三亚种好一丘高产田、与中心年轻专家比武，让我与他的科技创新工作保持同步。

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一教导，才让我有幸追随他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超高产攻关的光辉岁月，参与并见证了他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也让我在超高产、节氮栽培、抗倒伏栽培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2019年10月10日，在我的退休大会上，先生对我过去的工作给予了高出我想象的评价。我当时流下了感激的泪，深知自己做的很不够，是先生拔高了。

先生特别强调：“书记退了，研究不能退，要继续搞研究，希望跟着我搞第三代杂交水稻攻关”，先生要我把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做出新的贡献，为我的退休生活指明了方向。

我现在正在做第三代杂交稻攻关和耐盐碱水稻配套技术的研究，已有了阶段性进展。今年中心将第三代杂交稻在江西的攻关任务交给了我，那是先生的老家。

就在先生离开我们的第9天，我来到了江西，来到先生生前布置的科研攻关点开展工作，又想起了先生给我起的绰号“马似驼”，虽然已年过六旬，但我仍会像骆驼那样负重前行，绝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有先生坚定的支持，在我人生最彷徨的时候，有先生指点迷津，先生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也以伟大的胸怀与关爱，改变了我的人生。

以后再也听不到先生亲切地唤我“马似驼”了，再也见不到他慈父般关怀的笑容了，但先生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将坚定做好他嘱托的事情，继续践行他“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伟大事业！

（作者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

 本报记者李昕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