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大学教师时，人们往往从学科文化角度分析不同学科学者的治学行为，或者讨论有“官职”和无“官职”学者之间科研行为有无异同，但似乎很少有人从学者类型的角度讨论学者的研究行为与策略。在此，笔者试图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治学策略进行讨论。

所谓治学策略，主要指学者在选择研究问题、成果呈现等方面的倾向性。这种策略不考虑学科的差异、代际差异或职称差异，不考虑学者的分层，也不涉及道德的评判。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类学者，一类学者善于辨识新的研究动向，能够抓住新的研究题目；另一类学者则不喜欢流行的研究题目，而是埋头关注他们认为重要的题目，这些题目也往往是长线和稳定的。在此，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快学者”，将后者称为“慢学者”。

需要说明，所谓“快”与”慢”，与速度既有关也无关，主要指其治学选题取向或行为模式。无论是快学者还是慢学者，都是一种“理想类型”，仅仅为分析而用，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形式会更多样一些。

快学者往往得风气之先，所研究问题容易让人耳目一新，并能给人前景可期的印象，因此能引起较多关注。由于关注度高，便容易获得相应支持和资源。而慢学者的研究往往难以引起广泛关注。套用我们常说的“热门”和“冷门”的概念，快学者基本专注于热门题目，慢学者则偏向冷门题目。热门题目往往与当下社会经济需求相契合，所以容易得到学术之外的鼓励与支持。中国古代有显学与隐学之分，显学是显赫一时的学问，而隐学则难以进入世人的视野。这是就学说而言的，其实学者也可以做相应的区分，显学者接近快学者，隐学者大致相当于慢学者。

快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不仅议题新，而且节奏快。现实的问题需要快速的反应和答案，所以快学者通常出成果的速度很快。同时，这些成果也可能会面临积累不够、未及深思熟虑等问题，有时会有草率或肤浅之嫌。而慢学者从事长线问题的研究，十年磨一剑，一旦有成果出来，往往是大部头的著作、有分量的作品。但这些成果往往也只是在圈内受到重视，很难为外界所知。

快学者与慢学者之间当然互有成见，乃至于相互看不起。快学者认为慢学者不能与时俱进，不关心当下的问题，在一些重要的现实话题上失语。慢学者则觉得快学者只喜欢“跟风”，不会踏实做学问，其成果也多是肤浅、零碎之作，是缺乏学术价值的短平快作品。

快学者的研究选题与现实关系密切，往往与大学的现实利益也有关联，所以他们的研究通常会得到相关管理者的重视，当然也会得到或多或少的支持。这些研究同时会给他们带来社会资本，增加其进入行政领导层的机会，所以快学者担任行政职务的概率较大。慢学者则不热衷于热门题目，其研究节奏也慢，很容易被管理者所忽视，更难以进入管理层。

快学者和慢学者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取向，应当说是自古有之。无论在学术共同体中，还是在小的学术圈内，两种取向虽然有冲突，但大致能够相安无事。古人云“文人相轻”，这也许是一种“相轻”的形式。但当行政力量过多介入学术秩序时，两者的张力就容易失衡。

快学者在资源获取、发表、获奖和晋升等方面本来就占有优势，如果评价制度和资源配置体制也向其倾斜，快学者就如虎添翼、左右逢源，“通吃”型学者就出现了，他们成为集行政和学术资源于一身的领导型学者。而本来就容易被忽视的慢学者则会在体制中更加边缘化。两者间的自然平衡则无法保持，体制性的“厚此薄彼”破坏了学术秩序的健康状态，学术发展及知识产出就会“剑走偏锋”，失去其丰富性和全面性。

关于快学者和慢学者的差异，其实前人的研究也有所涉及。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就曾指出，有些大学教师应企业或政府的需求解决了一些问题，其社会声望会因此而上升。他说：“在社会上受到欢迎的知识人，主要是那些已经变得更像他们为之服务的经理人的知识人；而那些回避学院外角色的学者，在决策者和公众的重新评价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英国学者比彻也指出，在研究议题的分布中会有比较热闹的都市模式和比较清静的田园模式。他认为在两种模式中，两种学者的交流方式、吸收资源的机会、研究题目的偏好都有所不同。这里的两种模式与所谓快学者和慢学者很接近。比彻强调的是共同体的研究议题取向，而本文侧重学者的研究取向，但二者显然有呼应关系。比彻也认为都市型研究受评价体制的鼓励而兴盛，这就导致了“研究模式单一化”。他说：“研究基金委员会通常把精力和资金集中到都市型研究团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产出，另一方面他们比田园型研究团体获得支持的呼声更大。”

我们目前的评价体系看重论文数量、经费数量，看重头衔、“领导批示”的做法显然都有利于快学者。而健康的科研体制则应当给予两类学者群体以大致平衡的发展空间，不宜有明显的制度偏好，并应当尽量保护研究取向的多样性。

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是学术发展的基础，单一的制度倾向不利于学术的多样性，而学术的多样性首先是以学者的多样性为基础的。我们的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如果能够考虑到不同类型学者的特点，或许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