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教师佟枫就要结束他在南京某大学的培训。看到东部地区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各种人才项目、出国交流的机会以及高于西部高校的待遇，他难免心动。是去，是留？心中很是犹豫。导师却在一直鼓励他回到家乡，“因为西部高校的建设更需要你们”。

如果我国东部高等教育从1895年北洋大学建校算起，西部高等教育以1938年西安建立规范的高等教育算起，西部高校发展比东部高校晚了43年。

多年来，国家一直在力图缩小东西部高教差距。今年两会期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提升100所中西部本科高校办学条件。3月31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了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主要工作，“十四五”将落实六件大事：建平台、推集群、优结构、强协作、促共享、惠民生。

“相对落后”是人们对西部高教的基本印象，但究竟问题何在、解决的出路何往……身处其中，可能会“一叶障目”，而不深度参与西部高校建设，则会有“纸上谈兵”之嫌。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3位为西部高校发展出谋划策的东部教师、学者。

最重要的是赶紧操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程朝翔曾先后两次支援新疆石河子大学。

2002年，时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他，作为第一批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的教师，初次来到这里。彼时北大是唯一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的高校。

及至2018年，他卸任行政职务后再度援建时，已有10所大学支援石河子大学。这些高校被称为“9+1”，9所对口支援高校外加1所对口合作高校。

援疆的队伍可谓“阵容庞大”。不仅有中央组织部派出的援疆干部人才、援疆博士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派出的援疆干部，还有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以及各所高校的对口支援。从一个侧面，可见其援建难度之大。

来到新疆，程朝翔发现这里有着“在东部完全想象不到的情景”，教师也承担着民族团结一家亲、扶贫等教书育人之外的工作。

由于条件艰苦，在东部拿到博士学位的西部毕业生，一度宁可选择东部连硕士点、博士点都没有的大学，也不愿意留在西部原“211工程”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大学。

留在当地高校的师资，基本上是新疆本地和周边省份的人，或考入新疆高校的人。人才一旦拿到了相应的“帽子”，多半也会离开新疆。

而石河子大学本身，也是一所由教育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建的大学，得到国家政策性的特殊支持。

“在东部高校中，资源配置很重要，而在西部高校中，首先要大力增加教育资源。”程朝翔说。

石河子大学2017年至2019年的总经费分别为14.83亿元、16.42亿元、18.19亿元。这一经费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处于中等，并不算高。

“我来这儿不是支招，因为所谓的‘招’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赶紧操作起来。”程朝翔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他正与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团队一起申报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有了硕士点，师生的档次也会水涨船高，申请项目、招揽人才都连带着经费补助，以此来一点点弥补资源上的不足”。

与此同时，营造更好的学术环境也是当务之急。实际上，在程朝翔去之前，申请硕士学位授权点是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共识，也是一直在做的事。他来了之后，主要承担外部协调工作，如进行翻译师资培训、邀请专家前来做讲座等。

然而，交通不便又成为这里学术交流的最大制约。石河子虽然有机场，但航班较少，到很多地方都需要转机。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政策相比东部不够灵活，学术会议的审批、项目的审批关卡较多，无形中又进一步加剧了闭塞。

“总的趋势越来越好，资源越来越多，政策也越来越开放。不过，还是希望资源增长、政策开放都来得再快些。”程朝翔说。

“重视什么”要摆正

熟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大“爱好”——看学校。从1983年至今，为了帮助高校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他跑过的高校不下千所。而西部高校正是他的重点“观察”对象。

与东部高校相比，西部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让他印象深刻。

储朝晖曾走访青海某高校，“整个校园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像校园，而像厂房”。房子一排排罗列着，教学区、生活区的功能搭配非常不合理。本应是路途便捷的运动场，却需要走很远才能到达。细问之下，他才知道，校园是对口支援高校帮忙设计的，而青海这所高校并没有察觉到设计上的缺陷。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甘肃某高校。该校要修建校史馆，储朝晖受邀前往。他发现该校的校史上下不衔接、模糊之处较多，便建议他们写一本规范的校史，因为“规范的校史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可是建议反复提了多次，该校仍无动于衷。

不重视历史文化、校园文化，那这些西部高校重视什么？在一次精心筹备的西部某高校学术研讨会上，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西部高校学术交流机会少，相比东部高校尤为难得。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储朝晖希望发言人尽可能多地呈现教育上的“干货”。可校方却明显更看重发言人的行政身份，至于他们讲了什么、是否有内容，却并不太关心。学术研讨会之外，校方对领导要去哪些地方参观、要准备什么礼物，却格外在意。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个东西不能少”。

“缺少专业意识，或许与当地高校缺乏竞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当地人把高校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来建设。这就会导致重视‘帽子’，而非重视‘专业’的问题出现。”储朝晖说。

久而久之，这也导致了教师个体与外界的交流意识不强。

几年前，储朝晖应邀至宁夏某高校，帮助该校进行课题申报。包括他在内的三位专家，每人领了20份申报书，有针对性地分析了每份申报书的问题，并通过讲座形式加以讲解。在PPT上，储朝晖留下了手机号、邮箱，告诉在场的教师，有问题可再与他联系。可从那之后，却没有任何一人与之联系。

“我到西部高校与校领导、教师交流时，他们都会说‘我们很好’，但一涉及具体的发展规划，就暴露了短板。很多时候，这也说明了他们心目中对高校并没有清晰的认知轮廓，不知道什么才是一所好大学。”储朝晖强调。

“跳起来”要能“够得着”

第一次接触云南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的时候，学校尚未竣工，呈现在已卸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的叶志明眼前的是一片瓦砾、砖头、水泥。当时是2017年8月，他受邀在大理大学进行教育部教育数据统计人员培训，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一位副校长经人介绍找到了他。

这位副校长带着叶志明在校园工地上转了一圈后，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来，谈论未来发展。作为扶贫项目兴建的大学，硬件上可以投钱建设，但软件上，她深知“并不是投钱就可以短期解决的”。被她的诚意打动，叶志明决定尽己所能帮一帮这所新建院校。于是，他频繁飞往大理参加援建，短短3年内就去了15次。

叶志明在上海大学多年从事本科生教学管理工作，卸任后的几年间，因工作原因走访了全国各地100多所高校。在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他帮忙做一些顶层设计，还带着两位年轻的教学管理教师，结合当地贫困生居多的生源特点，共同完成大一新生的培养方案以及书院制人才培养等建设方案。这一系列“跳起来、够得着”的方案，后来受到云南省教育厅领导的极大肯定。

这些年来，他还为喀什大学等西部高校支过招。目前，由10名教授团队讲授的上海大学核心通识课程——“中华复兴与土木工程”，通过实时共享课堂的方式，实现了上海大学、喀什大学学生“万里之外共上一堂课”。

除了像叶志明这样的“志愿者”，教育部近年频繁派出直属高校的干部到西部挂职锻炼。实际上，这一看起来“很美”的行为，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东部高校固然有先进的思想、理念，但如果援建领导无法与当地的文化、校情结合起来做事，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有时甚至还会阻碍西部高校在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叶志明说。

像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

曾有一所西部高校迅速上马大量专业。这一做大学校体量之举，貌似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均拨款，但却无法消化大规模办学带来的其他问题，如当地没有相关产业，学生日后的就业堪忧等。而这一举措的背后，正是挂职领导的推动。

一些西部高校获得的援建力度并不小，但却依然无法办成一流高校。除了资源受限之外，“还在于，一些挂职领导把从前学校的发展思路‘搬’到了西部，且一任领导一个主意，所以难以办成好事”。叶志明说。

缺乏针对性，还体现在一些政策的制定上。当下，主管部门的专项多是以一个文件管全国所有高校，但未必所有的高校都适用。

“每所西部高校的发展阶段不同，各自的诉求也完全不一样。一些高校并未发展到相应的阶段，文件中的要求于它而言很难做到。可是为了争取资源，西部高校不得不拼命‘努力’，而这就把原本该投入的资源，引导到不该投入的事上，使得有限的资金用得更加捉襟见肘。”叶志明说。

“选对人”“任期长”

大学的发展需要相关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产业、人力、政策等各方面要素。“这些要素在西部很缺乏。同等经费下，在东部建一所高校的整体收益要好于西部。而要获得相同的办学效果，在西部建一所高校需要比东部更高的投入、更多的人力。”储朝晖深知，西部高教的发展远比想象中艰难。

在他看来，“西部高校发展的关键，除了钱，还在于人”。校领导首先要懂得怎么去办一所好大学，否则更难以要求教师去理解“什么是好大学”。而这绝不是从东部高校调一名校领导就可以简单解决的，由于校情不同，还存在“空降”校领导施展不开、缺少配套等问题。

“这批人首先要有来西部的意愿，西部高校也能给他们一展抱负的机会。这就要求‘选对人’‘任期长’。”储朝晖说。

怎么鉴别好校长？这并不容易。英美的校长遴选方式相对科学，但在我国，校长长期被当作干部对待，难以体现真实水平。“就像国企改革一样，凡是垄断性行业，都还可以生存，一旦融入市场，却很容易就倒闭了。这说明不是领导水平高，而是环境造就了企业。”叶志明打了一个比方。

程朝翔告诉《中国科学报》， 目前教育部门会选派有教育理念的领导去西部高校任一把手，同时给予他们远高于本校的待遇，以及相应的“帽子”、经费。而这顶“帽子”，如长江学者，并不随着地域变化而迁移，一旦他们离开西部就没有了，从而避免某些人为了“帽子”而投机的行为。

让一位有头脑的校领导长期扎根西部，也不是一件易事。按照我国目前的大学校长任期制，一般是5年时间，到了60岁左右就得退休。“西部高校若能破除任期制的限制，延长校长退休年龄，对高校长期稳定的发展大有裨益。这样也能规避继任者另起炉灶或追求显示度等短期问题。”叶志明说。

当然，一所高校只有有头脑的校长、书记还不够。程朝翔指出，就人力资源而言，应多方位、多层次引进人才，加大人才支持力度，设立更多的人才项目。扎根边疆的人才大多学历偏低、发表论文较少，应在在职攻读学位和晋升职称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倾斜；引进人才和扎根边疆的人才应在同等条件下同等待遇。

而这也正是佟枫等年轻教师，安心扎根本地教学并寻求发展的一大诉求。

了解诉求、精准施策

东部高校在向西部高校“输血”的同时，西部高校领导也不能被动等待“援助”甚至抵触，其自身的观念也要进行调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受访者表示，西部高校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有些领导属于“矮子里拔将军”，水平有限且思想比较封闭，并不乐意援建的教师来插手校内事务。这也导致了对口支援难有成效。

“对口支援的领导、教师要深入分析研究当地情况，当地高校领导又要有水平、有定力做出契合高校发展阶段的事情。”叶志明说，这是援建西部高校最好的情况，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容易。

个中原因，很是复杂。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愿意给高校投钱。他们认为，当地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愿意留在当地，没有必要“为他人做嫁衣”；一些西部高校“害怕”有高质量师资产生，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有，也很快被东部高校“挖”走……

“对待西部高校，不能采取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不能指望一纸政策、找几名优秀教师，就能解决发展问题。”储朝晖说。

对此，叶志明特别赞成“精准施策”的思路。“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应深入西部高校了解实际诉求，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一校一策’是援建工作应建立的思路。”

比如，推广学分制。叶志明曾在上海大学做了十几年学分制改革，非常清楚其中的难度。“并不是所有高校现阶段都适合进行学分制改革，如果‘一刀切’可能适得其反。”

如何通过政策助力提高边疆大学的办学水平，程朝翔希望进一步“放管服”，使高校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在博士点、硕士点设立上给予更多倾斜政策。

针对一些西部高校师资严重不足问题，叶志明表示，教育部出台的“银龄计划”是很好的举措，但并不涉及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外的师资。对于希望聘用这部分师资的西部高校，有关部门还应出台更灵活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