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芸 张文静

2019年是数学家丘成桐远渡重洋、赴美求学50周年，70岁的他出版英文版自传讲述自己的学术经历与情怀。

近日，译林出版社将该书引进至中国，书名《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毫无悬念，一经出版该书连续登顶各大图书畅销榜单。

3月30日，《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在发布会上，丘成桐说：“我走过一段很艰苦的路，做学问也遇到很多困难和烦恼，但我没有不愉快，最后的结果我也很满意。我希望我这本书能让年轻学者看到，成功虽有代价，但努力就会带来好的结果。”

丘成桐襁褓之中由父母从广东带至香港，幼年家境贫寒，14岁父亲去世后更是雪上加霜，但他在中学阶段发现自己对数学的兴趣后便立志投身学术。1969年，20岁的他远渡重洋求学，21岁立志破解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27岁他实现梦想，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震动世界。

“这是一本励志书，年轻的学者可以看到在极其清苦的条件下，丘先生仍能立下学术上的远大志向，以及看到他在学术研究中屡败屡战的毅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回忆说，“197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丘先生就卡拉比猜想在赫尔辛基做了一小时演讲，很受欢迎。时隔一年，1979年我在美国做访问的时候，在普林斯顿就有人预测丘先生是下一届菲尔兹奖的获奖人，称他为super star。”

“丘先生从1966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到1976年破解卡拉比猜想也就十年时光。他现在的理想是在下一个十年，帮助现在大概是高中阶段水平的学生，让他们做到最前沿，把中国的数学带到一个新的阶段，跟美国并驾齐驱。我期待他和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学者一起实现理想。”杨乐说。

丘成桐的下一个十年计划也就是去年底经教育部批准，在清华大学开展的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丘成桐虽然去国多年，却依然心系祖国，心系中国基础教育，在《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中，丘成桐也记叙了自己多次回国交流，在培养未来数学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上所做的努力。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不仅是一本励志书、爱国书，还被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徐海称为是“一本诚实书”。因为这本书中“处处可见丘先生的诚实的为人之风”“他对自己想不透的，对别人的误解，别人对他的误解，一一道来，没有任何辩论，没有任何掩盖，也没有任何夸大”。

在书中，丘成桐如实写下了他和导师陈省身先生的友谊、恩情，以及后来的分歧；写下了与自己学生田刚的过往以及毫不掩饰对其的失望和批评；还记录了《纽约客》杂志对他访谈，对他的诽谤和诋毁。

“我对学问有兴趣，谁好谁不好对我不重要，学问的真、学问的美才是我最看重的。”丘成桐说。

发布会结束后，《中国科学报》记者还就相关问题对丘成桐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国外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传记，比如《达尔文回忆录》《居里夫人自传》《双螺旋》《别逗了，费曼先生》等等，但国内科学家传记比较少，科学家自传更是寥寥。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丘成桐：

好的科学家传记在国外很多，我看过很多，但引进到中国出版的并不多。一方面出版社不愿意花时间出、也不见得喜欢出传记，出版社首先考虑的是书会卖得怎么样。

另一方面，愿意做翻译工作的学者很少，因为觉得翻译没有什么好处，不能算作考核的指标，还不如拿这点时间来写论文，写个“破论文”发表在“破杂志”都还是有些好处的。而且翻译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不是谁都能干的。所以愿意花时间翻译一本好书的学者很少。

让中国的学者写传记，坦白讲，中国一流的学者不多。二三流学者写的那些书，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还有害处，误导年轻人更糟糕。国内要出好的传记，就要出像沃森的《双螺旋》这样讲世界最前沿学问的书，而不是讲普通学问的书。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能达到出版传记程度的科学家有多少？

丘成桐：

其他领域我不评判，当今数学领域做到世界一流的，国外可能还有几个，国内的几乎没有。所以要出版传记就去翻译世界一流学者的传记，可能对我们更好。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那么有信心说10年时间能让中国数学和美国并驾齐驱？

丘成桐：

我1966年中学毕业，我完成我最出名的工作是1976年，从1966年到1976年是10年功夫，我又不是特别聪明，为什么我能够做得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小孩子会做不出来？所以中国并不是不可能，只是种种原因没有做好。是我们教育体系不够好，教育方法还没有完备的缘故。

《中国科学报》：您所谓的并驾齐驱是一个什么状态？

丘成桐：

在数学领域，现在我们学的、用的大部分的学问都是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做出来的，并驾齐驱就我们的学者做出来的学问是美国乃至全世界学者需要学的、用的。

表面上中国有些工作达到了这个程度，但实际上第一步还是外国学者做的，我们是跟着他们后面在做。走出第一步，让全世界的学者跟着你走，目前中国本土还没有产生这样的学者。如果产生了第一个这样的学者，就会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