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方舱医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2020年2月，也就是武汉疫情最严重之际，政府决定迅速协调启用集中收治确诊轻症病人的大型医疗场所，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成方舱医院。回过头来看，这项举措被认为是中国疫情防控的关键之举。

在方舱医院的建设中，有一支来自来自上海的医疗队伍创造性地建设了“移动方舱”——他们便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2020年2月3日接到指令，当天晚上便完成全队集结和30吨物资准备。救援队2月4日兵分两路到达武汉，2月5日下午仅用时3个多小时便将25顶帐篷搭建完毕，并配齐了相关设备和医疗物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指挥部也迅速将其纳入方舱医院体系，作为指挥和行政中心，设置了办公室、会议室、远程中心、物资部等部门，同时还设有监护室，以备不时之需。东方医院的专家们还参与了后续多个方舱医院的建设工作。

移动方舱医院是如何运转的？经历过此次疫情考验后，移动方舱医院又积累了哪些经验？3月26日，在参加2021第八届中国（上海）地下空间开发大会间隙，东方医院灾难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灾难医学与卫生应急管理”常务负责人王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王韬赴武汉抗疫期间担任了上海市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副领队。他表示，移动方舱医院是团队在方舱医院工作的实践后提出来的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总队长、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教授正在牵头与同济大学联合研发，把以前主要应对自然灾害的帐篷移动医院发展成为具有防疫功能的负压帐篷移动医院。同时，东方医院以全灾种为目标，还在进一步研发全功能移动医院系统，比如水上移动医院。2020年末，中国南方洪水频发，东方医院及时对水上移动医院进行了一次综合演练，“我们水上移动医院的设计方案也申请了国家专利。”

王韬表示，新冠疫情对我们的医疗应急管理是一次考验，“也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国家灾难医学和卫生应急管理事业的发展进步。”王韬还展望了方舱医院如何与地下空间开发相结合的课题，“目标是要建成可以应对百年一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体系，这需要多学科的科学家来共同研究。”

以下为专访实录：

澎湃新闻：为应对新冠疫情（COVID-19），中国首次采用了方舱医院。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表示，方舱这个词，在中文里听起来让人联想到“诺亚方舟”，它有点类似野战移动类医院，但它指的又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大的、临时建立的医院，一般由公共建筑（如体育场馆、展览中心）改建而来。而上海援鄂医疗队采用的是移动的方舱医院，由帐篷构成，移动的方舱医院与公共建筑改建而来的方舱医院相比，有何异同？

王韬：应该讲，移动方舱医院是我们在方舱医院工作的实践后提出来的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因为原先我们说的方舱医院是大型公共场所临时改建的一个方舱庇护所。

事实上，疫情发生时我们去武汉科技化创业园，它其实是个展览中心，在那里完全放下可以放3000张床，需要一个很大的清理，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改建、隔断和人性化的布置，使它能够更接近医院的功能布局，也更有利于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沟通和交流。

随着疫情在国际上范围的扩大和我们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我们在想未来如果还有集中的、比较大规模的暴发，或许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但我们总是要做出一些积极的准备和应对所谓的预案。一方面是要选址，应该说是配合或者建议有关部门如何选址新建一个方舱医院；另外一方面是更好地节约这些公共资源，利用一些简单的、可以搭建的、可重复利用的、小规模连片的所谓“移动方舱医院”。

事实上，我们东方医院一直是承建着整建制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是首批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也是2016年上海市委组织认证的全球第一支国际应急医疗队。我们的医疗队的硬件其实包括两方面：一个叫车载移动医院，一个叫帐篷移动医院。

我们这次是把帐篷移动医院一起带到了武汉。在武汉的时候，我们把帐篷移动医院——一共25顶医疗帐篷展开，也和方舱医院进行了功能的对接。我们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未来进行研发，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做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提出的移动方舱医院。

澎湃新闻：你刚刚说的联合研发现在进展如何？

王韬：现在我们与同济大学联合研发，把以前主要应对自然灾害的帐篷发展成为有防疫功能的、负压帐篷。

我们肯定要有一个适合传染病的“三区两通道”，具有隔离消毒等功能。我们在新的帐篷移动医院里面进行了体现。这样的帐篷移动医院如果大规模展开，应该讲它也可以达到原先我们所说的大型公共场所的一个容量和功能。

澎湃新闻：移动的规模能达到多大？它有一个比如说临界值这样的概念吗？

王韬：如果我们准备充分的话，我们所提出可生长的概念，也就是说基本上理论上没有上限。我说我们1个帐篷能收多少病人，如果10个能收多少病人，你展开100个能收多少病人？

如果我们事先技术过关，然后生产到位、运输便携，就可能在需要的时候迅速展开。比方说去年6月份，北京出现一波小规模的集中疫情的时候，那么曾经迅速展开过所谓“火眼实验室”，这就是很迅速的展开了，而且规模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单一或者几个小帐篷。当时火眼实验室的照片还登上了自然杂志的当月最佳科学图片，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建成一个可生长式的，其实它还是应该讲在规模上是可以期待的。

澎湃新闻：东方医院救援队到达武汉后，仅用3个多小时便将25顶帐篷全部搭建完毕，并配齐了帐篷内的所需物资，还建成了可与上海医院视频连线的远程会诊中心。在搭建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王韬：困难是肯定有的。首先说是这个任务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也是接到了国家卫健委的征调，全国21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驰援武汉。那个时候只是说派我们去，任务并没有非常明确下来，因为当时可能当地疫情的变化也很复杂。

我们出发非常快。2月3日得到通知，我们在2月3日的晚上就已经全队集结物资，准备了30人的物资。但实际上这不是说接到命令可以马上干成，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作为国家医学救援队，有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感，已经在积极备战了，我们平战结合，一直在处于备战状态，所以我们是很快把所有的物资调取，甚至我们也带了自己的补给吃饭，我们讲究的是能够野外独立生存两周、不给当地增添负担。我们按照这个来准备。

实际上当时还是提供了很多保障，但是我们是按照独立生存两周的配置，我们当时是53名队员，再加上我们的8辆紧急医学救援车和25顶医疗帐篷，我们只有手术部分没有开，因为疫情确实不需要我们的手术室吧？除了手术室没开出去之外，我们全都去了。

到那以后，我觉得第一个是任务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我们这个队伍还是比较训练有素的，对于疫情我们在之前也进行积极的备战和反复演练，所以我觉得这一关就是心理关是很难过。在这样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未来是个未知的情况下，我觉得心理关是很重要。

第二个我觉得防护关，因为之前也听说了武汉有一部分医护人员感染，所以我们也对全员反复进行了公共卫生技能的培训。因为我们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原先是一个更偏重自然灾害应对的队伍，传染病这方面原本不是我们最擅长的。但是在党和国家人民健康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是责无旁贷的，所以我们也是进行大量这方面防护的培训，要做到既能够抢救病人，完美完成抗疫任务，也要确保自己的队伍零感染，一个也不能少，所以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防护培训。这也是对我们技能的一个提升。

当然还有一个，是怎样实现我们帐篷移动医院和方舱医院的对接，因为方舱医院的实际上是大型场馆，通俗说四处漏风，严格来说是没有清理区的。那么所以我们整个建制地展开了方舱医院，并且把移动方舱医院站和方舱医院对接。通过连廊的过渡，再到帐篷大本营，就实现了从污染区、半污染区到清洁区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协同配置。所以我说我们移动的方舱医院在实际方舱医院的运行中，它最后起到一个指挥部、休息场所、物资储备中心的作用。

实际上，当时在方舱医院工作的其他队伍也都将我们的移动方舱医院作为他们的指挥中心，最后我们的上海指挥指挥部的很多重要的会议放在这里。因为我们又是一支信息化队伍，我们可以实现在武汉和上海的连线，很多的上行下达、必须的病例讨论也可以在我们的指挥中心里面完成，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澎湃新闻：在移动方舱医院的建设以及患者救治的整个过程中，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细节？

王韬：我个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中国创造性的使用方舱医院这一模式，获得了抗疫的伟大胜利。这个模式不仅是一个医疗模式的成功，也是一个社会人文关系的重大成果。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先生在方舱医院里面住院，夫妻俩都住在里面，这个老先生在里面说过生日，医护人员给他过生日。他也是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他说我说今天非常欢迎大家光临。

什么叫“光临”？光临是一个归属感和认同感很强的词，你们到我家来这叫光临。这说明什么？方舱医院、医护人员和我们国家的卫生政策得到了老百姓的一个高度认可。这个案例我也在5月14号出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讲我认为这是我们党和政府抗疫的一个巨大的成功，是民心的成功。

澎湃新闻：移动方舱医院在去年疫情之前有用于这种流行病的控制吗？

王韬：以往我们的移动医院是为自然灾害，比方说地震、海啸，如果说当时的医疗设施全部毁损，那么我们在那临时形成一个医疗中心，开有100张床位，但是它的设备设施相对来讲并不完全具备抗疫的功能。

但是这次我们把方舱医院、帐篷医院完美结合，形成了一个可支持抗疫的移动方舱运营模式，但是接下来我们是进行研发，让帐篷的单体本身不再和大型公共设施的方向要结合，我们自身就能形成一个有抗疫功能，可展开、可收、可重复利用的设施。当时我们只是说是做了一些探索，现在我想我们正在做深入研发，有一部分已经应用，我们跟同济大学联合研发的这些东西也是在若干国家发行了，也是支持了各国的抗疫。

澎湃新闻：运行一座移动的方舱医院与运行一座普通的医院最大不同是什么？对医生、病人都有怎样的挑战？其与常规医院如何搭配使用？

王韬：首先医院的结构功能布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硬软件设施上信息系统布置上，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二，从患者来讲它也是有区别的。普通我们一般医院收治的患者对自身的疾病他要认可度、对医护的认可度和对社会环境的认可度与在这种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患者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我认为重要问题不在治疗，而是医患关系，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事实上在整个方舱医院的运营管理中，我觉得是医学人文应急管理的成分要远远高于以往的常规问题。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灾难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区别。临床医学讲的是个体，灾难医学讲的是群体。我记得方舱医院第一天晚上，一个晚上收了300多个病人，在普通医院是不可能一个晚上收300个病人，对吧？也这就是临床医学和灾难医学的区别。

另外一个方面，临床医学更重视医生或者护士的个人技能。而在这样的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中，会觉得个人技能苍白无力，需要的是统筹管理。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复杂，对不对？当然它的后续后勤供给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整个运营过程中，方舱医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巨大的胜利。

澎湃新闻：移动方舱医院怎么和地下空间来相结合？它的未来的发展趋势？

王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叉学科的问题。医疗救援和地下空间相结合，以往在不少的城市都建有地下应急医院，但是这些地下工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主要针对的是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可能对公共卫生的设计和考虑是空白的。

但实际上，新中国建国以来，真正碰到过的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也就一次SARS。事实上它虽然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很沉重的心理的阴影，但当时的流行也并不是特别的广泛，全球也就是不超过1万人，2/3大概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就说，它虽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业，但它的流行程度波及面远远没有这次新冠。这次新冠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说我们地下空间怎么样应用，要应对是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事件，我觉得这需要多学科的科学家共同来研讨。

如果说和方舱医院有关，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说现在的很多的大型的临时的大型的公公共场所，它可能都有地下空间，对吧？如果说将来还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要临时征用大型的公共场所来做庇护医院的话，那么它的地下空间我觉得是应该有整体完善的。

因为比起地面空间，地下空间它无论是通风采光还是污染物的医疗废物的处理，它的复杂程度都是以倍计。所以不排除在使用地上空间作为防床医院的类似功能的时候，它的地下空间可以合理的开发和应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确实是需要专家在未来的一些合作研究，因为它是个科学问题，方向可能是对的，但是具体操作一定是需要有科学细节。

澎湃新闻：现在国际上有这种研究方向吗？

王韬：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很广泛的开展，以往还是针对自然灾害的东西。像这样规模的也就是百年一遇，120年前大流感流行之后，可能就是这次受波及的面最大。

澎湃新闻：我们最后来谈谈您的工作，您作为灾难医学研究所的所长，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怎样的？

王韬：首先我在东方医院有几个身份，一个是灾难医学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主要就是统筹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国家极地科考医疗保障服务中心，还有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也是急危重症学科的常务负责人。然后，我本人还是急诊创伤外科的主任，是一个外科医生。这个是我整个的工作。

我觉得这些工作都不冲突。因为我们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叫平战结合，灾难毕竟是偶发的，少数的。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为普通民众看病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我们也定期的进行演练、拉练、培训等等，为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更好地执行任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我想临床工作也好，管理工作也好，科研工作也好，还有救援工作也好，都不冲突。

我也在想可能这一次的疫情对我们的医疗应急管理的水平是一个触动，也可以进一步推动我们国家灾难医学和卫生应急管理事业的进一步的发展。

澎湃新闻：有因为疫情发生之后再拓展出来的进一步深化的科研方向或者研发方向吗？像你刚刚说的进一步去完善移动方舱医院也是一个方向。像类似的这种工作还有吗？

王韬：有。比方说无人侦测机。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发生了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就不管自然灾害了，我们要全面管理。

比方说无人机侦测。我们还在跟中国商飞联合研发，叫做应急救援指挥机和医疗机。那么包括我们还在研发水上移动医院，因为疫情之后，去年年底不是还有一次影响全国的洪水吗？我们还在研究水上移动医院，把我们的移动医院能够搭建在水上。

在水上如果能建成医院，那么将来我们在水灾中救人的时候，不光是搜寻，还能第一时间救人，这样的话可能在黄金时间内能救更多的人。

我们自己的空中医疗，东方医院的南北两院，南北两个现在都有直升机型制品，那么是不是未来还要在空中医疗方面做一些研究，这些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有一些成果了。

所以一直说我们是个研究型的队伍，不仅是就诊，同时还是研究型，因为只有我们有一定的研究水平才能更好的执行救灾任务。

澎湃新闻：在水上的移动医院大概什么时候能有一个阶段性成果或者实际应用？

王韬：去年六七月份，我们对水上移动医院进行过一次演练，我们水上移动医院的设计方案也申请了国家专利，预计可能最快下个月就能批复，就能授权了。

同时在去年八九月份，我们还和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心联合海洋光谱号，就是比量子号更新的那个叫海洋光谱号。我们联合在东海海域进行了一次水上联合搜救，模拟大型外轮在公海上发生人员伤亡，当时是海陆空一体直升机，我们的救援队伍，海巡船联合等，我们在全方位的搜救。将来可能随着水上移动医院发展，可能就把救援能力辐射到中远海，这也是符合我们国家战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