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亮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年）》。该行动计划明确表示北京市将探索推进本科生导师制，支持有一定基础和潜力的本科生进课题、进实验室，促进科教融合发展。

看到这则新闻时，笔者便想为此叫好，然而几天后，笔者发现有公众对此消息表现出一定的疑虑，认为作为“舶来品”，该制度即使在国外实施得不错，但是可能在国内水土不服。

然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在国外高校，本科生导师制也不一定很成功，因为这背后需要学生和老师的共同投入。而事实上，英美等国高校的教师同样为各种考核和评估所苦，因此无暇履行导师责任。尽管这样，笔者却依然强力支持北京市推进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并认为这一方面可以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老师提高学术产出。

以下内容来自笔者的个人经历。

笔者刚刚入职清华大学时只是一名讲师，并没有指导研究生，而清华数理基础科学班的本科学生是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导师的，当时就有一名学生选择我作为他的本科生导师，还叫上了其他两位同学加入其中。而在带领这三位本科生进行课题研究时，笔者取得了很不错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论文的发表以及拿到纵向课题。这些学生和笔者也保持着不仅仅在学术上的密切联系，还包括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

上述是制度性的导师安排，即笔者需要对这几位数理基础科学班学生的学业负责，还要在很多流程上签字，包括他们的本科毕业论文。此外，清华大学还有其他提升本科学生科研水平的制度安排。比如，大学生科研训练（SRT）就是笔者非常赞赏的一种制度设计。

笔者认为，通过SRT既提高了导师的科研产出，也促进了相关学生科研水平的提升。清华大学的SRT是专门针对本科生的，既可以让老师设置科研题目，吸引感兴趣的同学加入；还可以让学生设置科研题目，邀请老师作为指导教师。笔者几乎每年都会开设SRT。笔者当然也明白，并不是每个参加SRT的学生都会用心投入，因为不同学生的动机不同，对此笔者完全理解。

选笔者作为SRT导师的同学中，既有希望简单做个文献综述或资料收集，在拿到学分后便不再有更多来往者，也有为了获得笔者的推荐信而在科研任务上投入较多精力的同学，还有非常渴望提高自身学术能力，甚至追求学术成果发表的同学。对此，笔者会根据不同学生的诉求，设置不同的任务以及交流频次。

在相关项目结束后，有的同学很快就失去了联系，但也有同学和我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成为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除了对参与SRT的学生进行学术指导外，笔者还积极促进这些学生之间的交流，非常高兴的是，有两个参与我SRT项目的同学从素不相识到毕业后一起步入婚姻殿堂。

因此，有媒体报道称，有高校老师抱怨自己指导的本科生大学四年几乎不联系，这是需要老师自己反思的。学生不来找老师，作为导师有义务主动去找学生，否则就不能称为“本科生导师制”了。而且，作为本科生导师，当然不能只要求指导并关心学生科研与学习，还有必要关心学生的生活、心理、职业规划与三观。

如果有老师认为当本科生的导师会增加自己的负担，抱怨指导本科生会导致自己的科研时间被占用，笔者倒有非常好的建议——让本科生帮助搜索与下载文献、查找与收集数据、纠正自己文章中的错别字与语病，这样既可以让本科生通过做其力所能及的科研任务，分担老师的科研压力，又可以锻炼学生包括文献、数据、阅读、写作在内的一系列学术研究的基本功。

即使本科生的水平再低，能够帮助老师纠正文章中的一个错别字，也是在减轻老师的科研工作量；与此同时，又增加了学生的科研阅读量。而且，《北京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年）》中提到的“支持有一定基础和潜力的本科生进课题、进实验室”，这样的学生显然不仅仅是只能帮助老师纠正错别字的。

因此，大学老师不应该抱怨本科生导师制，而是应该好好利用本科生导师制，在提高自己科研效率的同时实现科研育人。更重要的是，教师不要将科研育人视为一种负担，相反，应该将科研育人作为日常，在实现教研相长、使得本科生导师制走上良性正反馈轨道的基础上，主动关心自己负责的本科学生，和自己负责的本科学生做长久的朋友。只要抱着这样的心态，又何须所谓的外在机制约束、制度保障呢？

总之，笔者坚信本科导师制值得推广，大学的老师们完全可以不考虑其是否是舶来品，只需抱着多了一个或者多个科研小助手的想法，就可以让老师和学生都有所收获；如果老师们还能够进一步怀揣科研育人的理想信念，相信老师和学生的收获会更大。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