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报国是创新团队的精神内核

讲述人：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地球空间信息学家、武汉大学教授 李德仁

我今年82岁了。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刚留学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卫星。可是现在，我们赶上来了，中国已经有300多颗卫星在太空遨游。这靠的是什么？是创新。

一个创新团队，最重要的是要有强国报国、为国献身的精神，这是中国科学家身上特别鲜明的精神品质，也是创新团队最应当具备的精神内核。

“爱我中华”，这是我曾祖父留下的家训里的第一句，深深影响了我一生。当年，我在德国完成博士论文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授让我到美国去，因为我的论文解决了误差可区分性研究这个测量学上的百年难题。可是，科学是要为祖国服务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发展和外国还有很大差距，我得赶快回国。我谢绝了国外科研院所的邀请，毕业答辩后立刻回国，休息短短几天后便走上了讲台。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富强作贡献。我们不能依赖外国的技术、迷信外国的技术，应当围绕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自主创新研究。

现在的科学研究早已不是一个人的活动，创新团队的培养，还应该重视团队精神，要既能服从团队的科研创新目标，又能在团队中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2020年我的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一成果背后有百余人参与攻关。我们还参与了国家投入500亿元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这个项目要发射14颗不同类型的卫星，也带动了许多单位和团队参与研究。我国的一些大科学工程，比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等，都是由上万人、多个团队完成的协作创新成果。

创新团队的培养，还要鼓励更多年轻学者勇于探索。年轻人身上蕴藏着创新的原动力，只有他们自主自立，实现从0到1的突破，才能引领整个社会进步。还应该认识到，科学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成功在于坚持不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多科学研究要开展大量实验，有成功有失败，不能只选成功的部分急于发表文章下结论，更要总结失败，把成功的经验、失败的原因都分析好，实验的结论才经得起考验。这是每个科研工作者都要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保护创新，推动成果产业化

讲述人：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程专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赵淳生

2020年11月24日凌晨，嫦娥五号探测器奔向月球，开启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我带领团队研制的超声电机助力探测器精准挖土。据统计，我和我的团队研制的60多种超声电机，先后获得了200多项发明专利和多项国家级科技奖励。这些超声电机除了应用在嫦娥三号、四号、五号以及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高端装备上，还在医疗、光学和化学等领域获得了很多应用。

我从小就是党培养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是一个放牛娃，缺吃少穿，在一名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才读完了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是党培养教育了我，让我有机会两次留学。我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立志要报党报国。

一个创新团队的灵魂是什么？首先就是要爱国。因为爱国，才会千方百计研究出好的东西给国家。拿什么来爱国呢？就要靠奋斗。人家比我们先进，如果你不追赶、不拼命地干，是始终赶不上人家的。在我所从事的超声电机研究领域，科研开始基本是模仿为主，后来能并驾齐驱，今后还要超过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当然，奋斗不能蛮干，得要创新，不断地创新。

做科研必须坚持原则。一个团队的风气太重要了，是该你追我赶还是该东抄西挪？答案不言自明。对于学术不端，我坚决不客气。再有，创新成果产业化，最怕的就是不诚信。现在有些社会资本以投资搞合作为名目，其实只想着利用科研团队的名誉和地位把经费拿到手，不顾其他。这种不诚信现象会把创新成果产业化搞得乱七八糟。希望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科学家、保护科技人员上出台更多政策。

未来，我要带领团队把超声电机做到极致。现在，我们已经制定了超声电机的国家标准，我希望还能制定世界标准，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创新意愿。

找准节奏，才能“解开疙瘩”

讲述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师团队成员、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马国庆

近几年，在学校和学院大力支持下，我们团队补充了高水平人才、吸纳了新鲜血液，一个结构更合理的人才梯队建立起来。作为和黄大年老师生前学习工作过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立志做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的楷模，完成黄大年老师未竟的事业。

和年轻人接触多了，我渐渐发现了他们面临的“成长的烦恼”。例如，今年加入团队的年轻小伙子王泰涵常对我说，现在自己最大的难关就是实现从学生到教师的转变。用他的话说，“以前跟着黄老师读硕士博士、做学问、搞研究，都是老师带着走；现在成为教师了，要指导学生攻关，要探索学科新的增长点”。实际上，不只是年轻人，团队成员们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焦虑，包括我自己。

科学研究的长路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考核评价机制尚未彻底改革的情况下，难免还存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围绕量化考核内容而工作等现象。每次感觉到大家思想上的疙瘩、生活里的烦恼和工作上的堵点，我都会和他们谈心，分享黄老师生前的故事，告诉他们：奉献和坚持是黄大年团队的精神内核，应该以此为前提，找准自己的节奏，解开心里的“疙瘩”。

让人欣慰的是，虽然有“小烦恼”，但积极奋进还是主流。团队始终以国家需求为重要导向，成员们执着于地学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冷板凳”一坐坐几年，为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注入了青春力量、新鲜智慧。

不过，基础研究出成果往往很慢，要让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不仅需要自己稳得住心神，还需要各方面的条件保障。

比如，在科研资金分配上，年轻人大都职称不高，受限于相关政策要求，难以独挑大梁。于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就牵头承担项目，再把“钥匙”交给他们，鼓励他们发挥作用。经过科研实践的孵化，他们中不少人正在成长为骨干力量。

我们期待着，破“四唯”之后，能够探索出因学科而异甚至因人而异、更加合理的评价考核办法，在年轻人成长的关键时刻拉一把，让他们放下包袱，更加心无旁骛地为国科研，用行动履行黄老师“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铮铮誓言。

统筹考虑国际化人才培养

讲述人：中国移动研究院首席专家、正高级工程师 孙滔

我所在的团队从事的是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及国际标准化工作。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既要深入技术攻关和方向设计，成为技术前进这列“高铁”的“扳道工”，又要在国际舞台上和各国技术人员斡旋探讨，成为技术交流合作的“外交官”。

我还记得2009年第一次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讨论时的场景：会场上，操着各国口音的代表不断用英语向我发问，让我一时难以招架；语言和技术两只“拦路虎”，让每篇标准文稿的通过都异常艰难。每次持续一周的会议一结束，我都会累到瘫坐睡着。但正是这种激烈的国际竞争激发了团队的潜力，促使我们快速成长。

在带领团队披荆斩棘走向国际舞台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创新之道，唯在得人”的重要意义。年轻一代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他们有甘于奉献、勇于奋斗的精神，要留住他们、成就他们，不能仅靠待遇，更重要的是优化环境、赋予职责，让他们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因此，在人才培养上应更加注重因才施策，比如将企业人才的成长路线细分为管理线和技术线，建立两条路线的相通机制，设置专职的科技项目管理人员，解放技术型人才的时间和精力，让不同人才在合适的岗位上充分释放特长优势、迸发活力和干劲。

当然，年轻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了解到，不少年轻人到手工资交付房租后便所剩无几，几乎成为“月光族”。为了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建议考虑地域差异，在基础工资、租房补贴或周转房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让人暖心的是，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住有所居”不再是年轻人遥不可及的梦。

此外，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值得关注。例如我所参加的移动通信国际标准组织，一年平均有6次工作组会议、4次全体会议，这是全球移动通信技术工程师探讨技术、制定全球统一标准的平台。受疫情影响，国际会议很长一段时间都改成了线上。目前，国际标准组织正在讨论2022年下半年恢复面对面会议的安排。未来，我国如何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做好对外交流，在国际技术产业平台上不缺位并发挥积极引领作用，是需要系统考虑的问题。

期待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讲述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青年研究骨干 彭悦

说起大气污染，很多人脑海里出现的是煤炭燃烧的画面。事实上，在2013年前后，产能高、排放量大的钢铁、建材、水泥等非电力行业，就已成为我国雾霾污染的重要元凶。我们中心在中心主任李俊华教授的带领下，适时将研究重点从电力行业转向了非电力行业，却遇到了世界性难题：此类治理需要复杂的材料、装备和技术，成本高昂，在国际上也没有成熟的案例可循。

李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在一个材料和一个装备上实现多种污染物协同深度治理，同时，着手研发新的吸附催化剂材料。一番艰辛奋战后，双中心双循环催化剂问世，两年后，开始走向工业化应用。2016年，中心开始在江苏盐城建设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

我有幸经历了这个令人难忘的过程。2013年，我还是一名博士研究生，就跟着李教授共同攻关，研发新的吸附催化剂材料。这项研究难度极大，我当时忍不住发问：“难道要把元素周期表挨个试一遍？”后来，在整个团队的努力拼搏下，我们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4年前，我毕业留校，和中心一起继续向着科研前沿挺进。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我感到很幸福，但也面临着一些烦恼。例如，我们身处科研序列，沿着线性化的学科路线成长，平日很少有机会触碰这条线以外的内容，对其他相关领域比较陌生。有没有可能在学校甚至更高层面建立交叉融合机制，为我们的科研成长开拓更多维、更广阔的空间？

好在，学院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现在，团队已经形成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构成、以国家重大关切为己任的人才队伍，环境工程、化学、能动、材料、机械等多学科力量协同作战，团队的学术背景越来越全面、厚实，为持续开展综合性、前沿性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我和其他青年同事都很享受这样的“配置”，因为，多接触其他相关领域的成果，就更有可能触类旁通，接近科学的真相。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张胜、詹媛、杨舒、白雪蕾、任爽、邓晖、蒋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