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强调“通”而非“专”，目的是为受教育者提供更为完备的“知识图谱”和“逻辑武器”，从而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一般认为，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学生们通过多样化的选择，有望实现自由且顺其自然的成长。

被奉为通识教育圭臬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提出，教育可分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部分。前者主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和公民的生活需要，后者则给予学生某种职业能力训练。两者有区别，但并非相互对立和割裂。红皮书建议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导论，以及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的其他课程。后来，哈佛大学一直坚持要求本科生学习此类课程。

近十几年来，国内对高校开展通识教育的呼声很大，但在实施上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大部分高校简单地将其理解为“选修课”，课程设置依旧偏重于学科专业的知识传授，教学形式照本宣科，教学内容过于浅显，难以达到通识教育对于学生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的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双一流”建设开启了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的新征程，也对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提出新挑战。因此，通识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和进一步加强，并且要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开展通识教育，必须要转变“为就业而教学”的观念。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看似是教育模式的简单差别，但本质上，其实是教育目的以及对教育本质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培养“通才”还是“专才”的争论，并最终选择了苏联的“为就业而教学”的培养模式，所以长时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口径非常窄，就业目标很明确，而招生数量也基本按社会就业情况确定。这对解放后的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众多教育模式的交流，这种趋势得以遏制，但是惯性却不可避免。尤其是随着高考人数的爆发式增长，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职业学校，就业依然是最重要的指挥棒。然而，由于既脱离社会需求又缺乏自我进化的动力，很多大学的学科和专业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怪胎。

当前，要实现中央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强”，就必须依托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就离不开通识教育。因此，高校要以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国家需求为己任，充分认识到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回归教育本质，进一步强化和做好通识教育。

其次，通识教育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育了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更谈不上发展和复兴。

国家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高校要开展通识教育，也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认真寻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坚持将其融入大学通识教育中，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三，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实践要与时俱进。当今，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科学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为此，中国高校在加强通识教育方面必须保持强烈忧患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实践准备。

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实践也要与时俱进，亟待提升学生的以下几种素养。

一是科学素养。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科学素养通识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的短板。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培养连贯性，如在中小学加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在大学开设科学发展史通识教育，无论文科理科或工科商科，都要做好科学普及，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和基本科学方法等。

二是人文素养。让各学科学生，尤其是非文科学生多学一些国学名著，多读一些历史经典，多谈一些人文知识，多赏析一些艺术作品，将中华民族深厚的人文底蕴转化为学生的境界、修养和素质，成为人才未来发展的坚实基座。

三是法制与道德素养。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着力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成为品德高尚、遵纪守法的公民。

四是信息技术素养。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和网络已经成为基本生活工具，通识教育应该增加计算机基本知识、编程基本术语等内容，并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方面进一步强化。

五是自主学习素养。要教会学生如何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系统知识；教会学生理性思维，把知识点形成知识环、知识面；教会学生用数理和逻辑把知识点和知识面抽象成知识体，即自主知识升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