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24日开始，广东佛山千灯湖创投小镇热闹非凡。五天时间内，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122个项目入围2021年（第四届）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它们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自我推荐、接受评委考问。该路演大赛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承办。《中国科学报》记者获悉，在前三届大赛中，入围路演项目的转化率已达37.8%。

“我们为每一个路演项目配备专属的技术经理人。”中心副主任陈耀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也成为入围路演项目实现较高转化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伴随着路演大赛影响力越来越大和技术经理人越来越专业，陈耀军对实现更高转化率有了更高的期待和信心。刘经龙是中心的资深技术经理人，从对相关工作“两眼一抹黑”到成为“资深”，他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刘经龙呼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管家式”全链条转化服务

现在，刘经龙和佛山霖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霖诺环保）创始人杨希贤成为了朋友。他们的认识要追溯到2018年，前者刚从研发岗转为服务岗，成为一名技术经理人；后者带着自主研发的新型环境纳米碳基复合材料的产业化应用项目，从工作多年的科研院所转型为创业者。

“曾经以为只要有技术，创业就有出路，没想到每个环节都是巨大的考验。”杨希贤深有感触。为了寻找破局之道和传播环保理念，杨希贤带着项目报名参加2018（第一届）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演大赛，并获得成长组三等奖。

霖诺环保成立之初采用To C模式，主要从事空气净化器的研发与生产，受品牌效应影响，企业发展缓慢。“很多高校院所研究人员专注于技术研究，对行业信息和市场敏锐度相对缺乏。”刘经龙告诉《中国科学报》。

从2019年初，中心派出刘经龙为其提供一对一服务。为此，技术经理人团队多次回访霖诺环保，与杨希贤共同分析市场前景，重新定位客户群。

在技术经理人团队的帮助下，霖诺环保开始转型，由空气净化器研发转向水污染治理、工业VOCs降解等环境治理领域。“转向To B后，企业更加依赖于技术，注重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杨希贤透露，得益于转型，2019年底霖诺环保营业额突破400万元。

其实，对于大多数初创企业来说，资金不足是制约发展的最大掣肘，霖诺环保遭遇过同样的困境。

这样的问题也是中心特别关注的。刚服务霖诺环保时，技术经理人团队就已经同步开展政策扶持工作，积极协助杨希贤进行各类政策申报。从2019年开始，先后为霖诺环保申请到近500万元资金。

除此之外，刘经龙还通过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百亿投资基金联盟，联系多家投资机构，并顺利推荐霖诺环保与某知名企业内部投资成功对接。

中心提供的一对一全链条服务贯穿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为杨希贤项目落地带来持续强劲的“化学反应”，霖诺环保相继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佛山高新区绿色发展领军企业”称号以及入选“广东省研究生培养基地（佛山）联合培养示范点”等。

随着项目推进，2020年霖诺环保实现1000万元的营业额。“目前相关投资机构在跟我们做第一轮融资洽谈，估值市值会达到9000万元甚至更多。”杨希贤开心地说。

在中心，像刘经龙这样为企业和高校提供“管家式”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技术经理人很多。每位技术经理人负责各自行业领域，从实地调研企业真实技术需求出发，深入钻研所在领域前沿技术，了解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方向，以专业能力为本，为企业和高校创新团队精准匹配需求，同时参与后续技术约定、商务谈判、合作落地等全流程的成果转化过程。

据统计，仅今年1月至7月，中心技术经理人团队深度运营并持续推动成果落地17项，落地金额9105.5万元。

高校“双重身份”的困境

多年来，刘经龙等中心的技术经理人们能力越来越高、经验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向“比企业更懂研发，比老师更懂市场”的目标靠近，这一目标也是中心提倡的。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刘经龙等技术经理人也遇到的一个困惑始终存在，即国资属性给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隐形体制障碍。

对于这一困境，学术界持续关注和研究。例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旭东等人撰文分析认为，在国家财政资助项目的科技成果管理方面，高校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具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受让了处置权和收益权的科技成果持有者，负有组织、协调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责任；另一重身份是受科技成果所有者所托，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责任的代理人。

实际上，依照2019年修订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逻辑，国家下达给事业单位的科研经费、事业单位所创造的科技成果以及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都是国有资产。

“高校为了对科技成果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责，科研成果转化管理依然沿袭风险回避式的传统做法。”陈旭东表示，科技成果转化决策本质上是风险决策，如果高校仍然沿用传统国有资产管理思路和规则，必然会使科技成果转化难以迈开步伐。

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李秀坤看来，保值增值是国资监管的客观要求，虽然国家多个文件明确了尽职免责的相应条款，但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各高校的担当作为意识，“总体而言内生动力不足”。

不过，刘经龙也发现，部分高校成果转化机构纷纷成立，也开始报名参加中心的技术经理人培训项目。同时，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动力明显提高。

这些年，国家及地方政府为激发职务发明人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不断强化奖励式经济刺激，给予重大贡献者报酬和奖励的最低标准高达70%甚至80%。但李秀坤也提醒：“简单提高成果完成人的获益比例并非长久之计，高校需要动态优化成果完成人、学校、院系和转化团队之间的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形成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

明确责任，交给专业的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置于实现远景目标的重要位置，而科技成果转化是重要一环，“高校应将科技成果转化责任优先于国有资产增值保值责任”。陈旭东说。

他建议，国家可以通过补充和修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对财政资金资助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的管理责任作出特别规定，将其定位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公共产品扩散，同时对科技成果类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内涵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和说明。

“按专门化的要求确定成果转化管理流程不同环节的责任人，将交易方式和定价方式的决定权完整地授予成果转化交易的责任人。”陈旭东补充道。

技术市场及其交易活动具有高度专业性，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涉及技术开发、法律财务、企业管理、商业谈判等众多专业领域的知识资本化过程，供需信息匹配只是第一步。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专业化能力的技术转移机构和团队。

刘经龙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创新性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指标之一，还要考虑技术的成熟度和技术的先进度，这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指标，与其是否能够成功转化直接相关。“高校现有的成果转化机构承担更多的行政或管理职能，不具备专业服务能力。”

今年5月，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陈耀军为代表的10位技术经理人受聘为暨南大学首批技术经理人。在陈耀军看来，这表明职业化技术经理人的概念得到认可，也验证高校引进第三方专业转化机构的可行性。

据悉，这次受聘的技术经理人均为兼职，且双方已明确相关权责。

早在这之前，该中心技术经理人深入现场挖掘并筛选一批企业需求，根据暨南大学的优势学科进行匹配后，成功促成美的微清产品中心先行研究项目组与暨南大学教授王超团队的合作。与此同时，该中心技术经理人以成果项目为驱动，促成暨南大学教授史继富团队以技术作价450万入股佛山市相关企业。

“中心正创新和完善运行成果代理人制度，细化分工，转化全流程事务由中心专业代理人完成，让教师回归研发本源，提升转化效率。”陈耀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