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忠驾驶“蜜蜂”系列M16直升机。

不久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党委书记查国清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位老人的声音焦急而恳切：“国家发生疫情，我心里很着急，决心捐款30万元，请您一定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

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单位都在踊跃地捐款捐物，北航自然也不例外。这段时间，仅该校的离退休党员中就有1400多人捐款。然而，30万元的数额还是让查国清吃了一惊。更何况，电话那头的老人已经84岁高龄，查国清委婉地劝说老人把钱留于养老急用。

但老人并不肯挂断电话，反而再三恳求道：“我中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66年的党龄，一辈子没有向党组织提出过任何请求。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向党组织求助，希望一定能帮我解决……”最终，查国清被老人的诚恳深深打动，答应了这个请求。

这位老人是谁呢？

“为老百姓做点事，是我们的本分”

老人的名字叫胡继忠，退休前曾任北航航空学院轻机室主任。相较于他的本名，胡继忠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蜜蜂”系列飞机开创者。

只要是对于我国国产飞机发展史稍加了解的人，相信对于国产“蜜蜂”系列轻型飞行器都不会太陌生。如果说大型客机是承担运输作用的交通工具，那么超轻型飞机的作用则呈现多样化。得益于其轻小的特性，超轻型飞机在农业、畜牧业、空中摄影、地质勘察、空中巡视、飞行训练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1975年5月，我国第一架国产“蜜蜂1号”在北京通县机场冲上蓝天。胡继忠便是“蜜蜂”系列飞机的总设计师。在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史上，他和同事们填补了国内超轻型飞机、载人热气飞艇和共轴式直升机等多项空白。

胡继忠对于设计飞机的执念，源于他的中学时代。

1936年，胡继忠出生在东北一个穷困山区的小镇。自小酷爱读书学习的他，在中学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仅有的两名学生党员之一。

是时，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正酣，他的家乡深受其害。胡继忠当时就产生一个念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飞机。一篇日记里，还是一名学生的他写道：“我想把一生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有一天，我要幸福地看到一种最新型的飞机在天空中飞翔，让它去狠狠打击祖国的敌人，为祖国服务。”

抱着这样的信念，中学毕业后的胡继忠如愿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北航前身）航空发动机专业，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

胡继忠设计超轻型飞机的想法，源于他看到农民肩背手提喷洒设备在田间劳作的经历。这样不仅速度慢，而且十分费力，有时甚至会出现人员中毒的状况，于是，他决定设计可供使用的农用飞机。从1973年起，他定下十年规划：前五年准备，学有关知识进行设计；后五年行动，造出飞机。

5年后的1978年，胡继忠接到了一项设计超轻型伞翼机的任务。兴奋异常的他立刻投入行动，并很快完成了飞机总体设计和部件设计。

那段时间，胡继忠身兼数职，晚上是设计师，白天是工人、工艺师、检验师，是调度，又是后勤。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他们却干得热火朝天。直到今天，一些曾参与过“蜜蜂”系列飞机研制的人依然印象深刻：“老胡当时干劲那么大，感动得都不能不跟着他干。”

仅仅五个月，飞机就造好了，胡继忠给飞机取名叫“蜜蜂1号”。

“为什么叫‘蜜蜂’？蜜蜂辛勤劳动，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我们这些人整天忙碌，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工作用蜜蜂酿蜜来比喻，是很合适的。”胡继忠说。

“像一头牛，把一生献给世界”

“蜜蜂1号”的试飞成功，仅仅是开始。此后，胡继忠带领团队对伞翼机的空气动力特性进行研究，并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980年到1983年，短短三年间，他便研制成功“伞翼滑翔机”“腾空艇”“蜜蜂2号”“蜜蜂3号”等四个超轻型飞行器型号，在当时传为佳话。

1987年，新西兰总理访问我国，“蜜蜂”飞机被作为国礼赠送给新西兰总理。

1989年，胡继忠和一些航空爱好者用三架“蜜蜂”3C飞机进行了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编队飞行，全程5100公里，开创超轻型飞机长距离编队飞行的纪录。

1995年9月，他和团队研制的共轴式无人直升机首飞成功，再次填补国内航空领域的空白。

2005年，共轴无人直升机实现50千米自主往返飞行。

2010年，共轴无人直升机M28（海鸥二号）实现自动起飞和自动着陆飞行。

……

三十多年来，胡继忠和他的团队研制成了从伞翼机、超轻型飞机、共轴直升机到热气飞艇和氦气飞艇等20多种“蜜蜂”系列飞行器。如今，“蜜蜂”系列飞行器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生活的众多领域，他本人也获得了众多荣誉。

然而，胡继忠却对此看得很淡。在别人眼中，这位“蜜蜂”开拓者依然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终日忙碌在实验室和试飞场之间，以至于周围的人都说他像一架机器。只是机器出了故障要停下来检修，而胡继忠这架“机器”却经常“带故障”运行——他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时手关节肿得不能打弯，爱人帮他织了一副厚厚的手套，整天戴在手上。外场试飞时，戴手套不方便，他就用棉布把手关节包起来，坚持工作。

对此，胡继忠说：“一个人如果永远忠实，没有半点个人的保留，把自己整个生命都交给党，那他才算用尽了生命的最大限度。这样，在他的生命中就没有什么痛苦可言了。”

有意思的是，整天忙于工作的胡继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不知道自己挣多少工资，钱发下来有多少算多少。负责工资发放的同事常跟他开玩笑：“下次再发工资时，就给你扣下几张。”对此，他总是一笑了之。

在职称评定、评功报奖方面，胡继忠也都不是内行，他设计的飞机很多都得了奖，但很少是自己申报的。在研究团队，他责任最大、担负的工作任务最多，却从不多拿一分钱。

“我不喜欢‘名声’，也没必要叫别人知道我，只要我能像一头牛似的把一生都献给这个世界就行了。”胡继忠说，“金钱、名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待它们的最好办法是把它淡化，来之淡漠，失之泰然，不把它放在心上，更不要刻意追求。这样，就能做到不被名利所困扰，就能一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然而，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对于金钱一向淡然处之的胡继忠，真的着急了。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北航党委下发的一则通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从外地返京、尚在家中隔离的胡继忠，便一直打听着如何捐款献爱心。不久后，他高兴地看到了北航离退休党委下发的捐款通知，但通知中一则“捐款金额原则上不能超过100元”的规定，却又让他陷入苦恼。

他可是想要捐30万元的。

万分无奈下，他拨通了查国清的电话，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3月4日，自己的隔离期刚结束，胡继忠就提出了进校园的申请，并提前对接了校友基金会等相关部门。3月5日，胡继忠迫不及待地来到办公室，取出自己的银行卡。他腿脚有些不便，上下楼需要扶着楼梯慢慢上下台阶。查国清几次想前去搀扶，但都被他谢绝了。

当按照流程办理完捐赠手续后，胡继忠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说自己很感谢学校给了他这个机会，“让我在当前疫情下，能够尽自己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微薄力量”。

在查国清等人看来，胡继忠的慷慨解囊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而这种“施”常常超越金钱的范畴。

比如，一生都在研究飞行器的胡继忠，对于有志于航空事业的各种人，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大力支持——对于同行，他无保留地向对方介绍自己的经验；对业余的航空爱好者，他热情支持，帮助他们发展；对有志于轻型飞行器应用开发的人，只要认为对方不以纯营利为目的，他就会想方设法给予技术上的指导。

曾有人开玩笑说他太傻，毕竟如今做指导收些咨询费是合情合理的。胡继忠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他看来，“超轻型飞机在国内是一项新兴事物。如果由于人们对它了解不够，或因为工作的疏漏而使之遭受挫折，那我们有愧于祖国”。

王吉东曾是胡继忠的学生。如今，他是北航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直升机所副所长。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研制“蜜蜂”飞机本来就没多少经费，但胡继忠仍然经常支持北航学生的科技活动。“北航小飞机协会最早就是在胡老师的支持下成立的。”

“1994年和2013年，胡老师两次组织大学生飞行夏令营。2013年，他拿出自己的50万元科研经费，支持航空学院学生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王吉东说，除此之外，胡继忠对待工作严格认真，所有的设计图纸、报告，他都会仔细审查、逐字校对。平时工作雷厉风行，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处理，从不拖延。

“胡老师无论是乐于助人的精神，还是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言传身教的良好教育，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而我们也将这种精神一直传承下去。”王吉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