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

从量子科技、区块链技术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科技创新发展始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领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在前不久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了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改善科技创新生态，为我国新时期加强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指明了方向。

推进科技创新，首先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之以恒地加大资源和人才投入。离开基础科学，创新终究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我国基础科学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以诺奖这个硬指标衡量，到目前为止，美国获奖数量比英法德日四国之和还要多。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遥遥领先，主要得益于两条经验。其中之一是举国上下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早在1883年，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罗兰教授就作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著名演讲，影响深远，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随后，整个美国社会开始逐渐重视基础研究。典型的如1930年成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延揽全世界一流学者做最纯粹的研究为荣，爱因斯坦、杨振宁等顶尖科学家都曾在此工作，其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其次是努力争取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资源。基础科学新发现大多来自各个领域顶尖人才之间碰撞交流产生的火花。美国早在一战之前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全世界，尤其是欧洲顶尖人才。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为此不遗余力。加上一战、二战的影响，欧洲顶尖科学家成群结队奔赴美国，使美国享受到极为丰厚的人才红利。爱因斯坦、冯·卡门、冯·诺依曼、冯·布劳恩等顶尖科学家的到来推动美国基础科学研究迅速超越欧洲，成为世界新的科技创新中心。目前，我国基础科学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比例大约为5%，相比于发达国家15%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未来30年，我们要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努力争取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资源，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再次，攻克“卡脖子”技术需要加强科技资源的组织能力建设。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在若干基础性、共性、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应该看到，像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等，这些“卡脖子”技术不仅是基础研究的问题，往往还是多学科集成的系统工程，是长期的产业技术积累，靠个别学科、个别科学家，甚至是个别企业，很难突破，而且这还是市场失灵的地方。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我们真正认识到产学研结合、军民融合的极端重要性，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发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良传统。不仅需要加强大学实验室、企业实验室建设，还需要建立一大批连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研究院）。它们不是大学，也不是企业，而是专门从事共性技术研发的高精尖国家队，专门为广大企业创新提供高质量技术供给，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供给服务。

最后，要重视发扬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家和科学家两支队伍的融合。在科技创新的链条中，如果说科学家解决了“从0到1”的问题，提出了新概念新构想，那么企业家和他的团队则要解决“从1到无穷大”的商业化问题。基础科学千条线，企业家及其生产的产品是一根针。没有企业家打造的良好商业模式、产品平台，再好的技术也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于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中国要成为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国家，必须激发企业家精神，激励广大企业家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

（作者：吴金希，系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