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高校关爱学生的方式正在走两个极端：一方面，本该有的服务被以独立的名义取消了；另一方面，高校向学生提供了一些不太必要的服务，把学生变成了“特权群体”。

时值春运，不少高校都爆出类似新闻：

大学开设“回家”大巴，免费送学生去火车站。大学里安装火车票取票机，方便学生快速取票。甚至火车站工作人员为了学生买票方便，专门入校帮助学生买票。

当然，能够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农民工回家过大年”开设返乡专列，几乎年年成为宣传点。

只是，随着火车票购票系统不断信息化，在买票一事上，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得到帮助理所应当，而大学生不仅享受提前预订学生票的优待，还在网络操作上有优势，更应该被归类为强势群体。

关爱弱势群体无可厚非，可为何对强势群体也倍加呵护，不禁让人难以理解。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大学生、教育专家，以求获解。

背后的动机是宣传

乘着电动汽车，由母校免费送至火车站，武汉某高校大学生张离的“回家之路”看起来很是洋气。这在他随手转发朋友圈的帖子上得到了印证，很快朋友们的“赞”、各种羡慕之声，让他的虚荣心迅速膨胀。与此同时，赞助企业也理所当然地完成了一次广告宣传。

在学生群体当中，享受母校活动带来的便利，自然是“很受用”。因此，张离也很感激母校拉来的赞助活动。

要说有什么“不好”，“只是这感觉有点像‘三月的雷锋’，‘三月雷锋来四月雷锋走’，完成一波宣传之后，还会不会有下次？”张离问道。

对于宣传的质疑，还体现在他与记者分享的另一个故事中。某高校组织的一次送站活动，也许是因为运量有限，这所高校采用了“抽签制”，即中签者才能坐学校的免费大巴去火车站。中签者不仅仅是幸运儿，当天校领导还亲自送别、赠送大礼包。而此时，受邀的媒体也恰到好处地记录下了校领导关爱学生的场景。

“更像是策划好的一出宣传。”作为旁观者，张离评价的同时，忍俊不禁。

实际上，为了制造新闻，传递对学生所谓的关爱，高校近年来没有少做“画蛇添足”的善事，有些事甚至“互相打脸”。

比如，新生入学期间，一些高校为了鼓励学生的独立性，要求学生独立报到，拉警戒线把家长和学生物理“隔离”，打出横幅“规劝”家长放手，开通网络报到方式鼓励学生自己操作等。更有甚者，取消了到火车站迎接新生的环节。

“高校关爱学生的方式正在走两个极端：一方面，本该有的服务被以独立的名义取消了；另一方面，高校向学生提供了一些不太必要的服务，把学生变成了‘特权群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大学本质把握不清

在如今的互联网用语中，“宠”学生，似乎已经变为一个褒义词。背后的隐喻是，高校某一人性化做法，深受大学生欢迎。

譬如毕业季，高校为毕业生准备“上车饺子”，校长献歌为毕业生送祝福。像这样的“宠”学生，人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宠”的花样上，而忽略了“宠”的动因。试想，如果大学校长动不动就来献歌一首，是否会有“不务正业”之嫌？

这种缘由不正的“宠”，在高校里并不少见。

如一些高校成立“家长委员会”，打造家校互动，制定章程，遴选家长委员会主任、秘书长，并把它提升到民主办学、依法治校的高度。

采访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这是中学教育的延续，并非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关注学生，更应该关注他们怎样独立成长，而不是包办、代替。”

之所以不时有这样的新闻曝出，在储朝晖看来，在于一些高校对大学本质把握不清，淡化了大学本应该突出的品质、精神，而在偏离大学本质较远的方面，过度炫耀、做了很多“花样文章”。“对高校而言，影响其按大学方式实现自身使命；对大学生而言，其独立性的培养、人生使命的认知都会被干扰。”

如今“晒”文化流行，大学也深谙此道。以关爱学生之名，行宣传之实。“怎么吸引眼球怎么炒作，反而显示出大学的浅薄。”储朝晖说。

有所为有所不为

“学生要成为独立的行为人，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在高校就按高校标准要求他，在社会上就按独立公民的标准要求他。”熊丙奇说。

这一原则听起来简单，但是一些高校往往把握不清界限。

熊丙奇指出，首先要明确高校职责，在学生成长过程中，高校要按照自身的定位、人才要求，把学生培养成符合自身要求的人才。“最终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独立性、责任心、合格的公民，这是高校管理和服务的出发点。”

那么，“大学应该把更重要的精力放在教育、教学上，放在与大学价值相一致、大学责任相一致的方向上，回归大学本真”。储朝晖说：“最重要的关爱是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成长服务，让学生有更多的自治、自主管理。”

熊丙奇认为，在高校与学生之间，高校还应搞清楚能够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他举例说，高校与学生宿舍的关系，本质上是服务关系，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高校本应该想着如何提供更好的宿舍环境，让学生们感到住宿舒适，而不是动辄对学生住宿作若干限制。再如，一些高校禁止外卖进入校园，更多是出于管理考虑，而并没有从服务角度多作思考、改善。

同时，高校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一些不应包庇的行为，不能过度纵容。

记者了解到一个案例，某研究生临毕业却拒绝写论文，以极端方式相逼导师，无奈之下，导师只能帮他写论文，“放”他毕业。

“这也反映了国内高校没有实行依法治校，厘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熊丙奇说，在国外此举涉嫌威胁、恐吓，高校应该马上报警，按法律追究责任，并没有什么好通融、同情之处。

关爱学生如何做到张弛有度，部分高校恐怕真得从买火车票、返乡等小事做起，好好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