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守护核辐射区生态安全

典型核辐射区可能影响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开展可能污染矿区和污染程度评价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甘晓

“我国铀矿山（包括放射性较高的非铀矿）、核电站、西北核试验场下风向等地区可能影响面积约达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5%左右。”这是记者在日前于北京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618次学术讨论会上获知的数据。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些区域生态安全面临的种种威胁。为此，此次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指出，应开展可能污染矿区和污染程度评价，并对石煤、稀土等含放射性较高物质的生产企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照射”明显增加

因为当地矿业开采，西南一个小镇的居民受伽马辐射和氡-222辐射剂量达到每年约410西弗。“这大约是我国核电链产生辐射剂量的10倍。”在此次香山科学会议上讲起这一数据时，长期从事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潘自强提高了声音。

研究人员对比了上世纪90年代前后和2000年前后我国居民所受天然辐射有效剂量后发现，来自宇宙射线及陆地本底伽马辐射的剂量变化不大，而源自氡及其短寿命子体等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剂量大幅增加。作为一种天然放射性气体，氡衰变时释放阿尔法射线，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已有确切证据表明，氡是除吸烟以外导致肺癌的第二大因素。

不仅如此，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食品和空气中的钋-210、铅-210也明显高于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有关报告书中的数据。

对此，此次会议执行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专家也表达了和潘自强一样的担忧。他们认为，来自天然辐射的公众照射明显增加，有可能损害公众健康。特别是源于典型核辐射区域的放射性物质所引发的生物累积和辐射效应也会产生潜在的生态风险，给大众健康与食品安全带来挑战。

来自矿业的潜在危险

在潘自强看来，追根溯源，矿业和相关产业是我国人为活动产生的国民所受辐射剂量的主要来源。“石煤、稀土等含放射性较高物质的生产企业值得高度关注。”他强调。

2006年年底至2009年，国家环保部开展了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伴生放射性污染源调查确定的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中，含放射性固体废物量合计达1.714亿吨。稀土、铌/钽和锆石矿产品以及原矿中铀-235、钍-232和镭的活度都高于每千克1000贝克。

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张丰收团队也对我国可能产生放射性物质的区域开展了调查。初步结果显示，我国铀矿山（包括放射性较高的非铀矿）、核电站、西北核试验场下风向等地区，其可能影响面积约达5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0.5%。

“废矿石堆放在数万公顷的土地上，地表遗留了数以万计的坑道、废石、竖井、浅井、探槽等；从坑道流出的含有铀、镭的涌水乃至降雨淋洗废石造成的放射性废水，以及由氡及其子体与放射性气溶胶构成的气态放射性物质持续对外界排放。”作为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张丰收在会议报告中描述团队在调查现场看到的画面。

对此，张丰收深感担忧：“一旦这些区域出现严重的放射性物质大量外泄，特别是长寿命放射性核素与放射性气体氡等，不管它们经食物链转移进入食品，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生态环境，都将危害公众健康。”放射性物质的生物累积和辐射效应也会产生潜在的生态风险，影响生态环境安全。

亟待开展科学评估

对于来自放射性物质的潜在威胁，与会专家认为，对典型核辐射区域开展科学评估势在必行。

潘自强建议，当前，应尽快开展可能污染矿区和污染程度评价，进一步评估已查明废渣的影响，开展石煤、稀土等含放射性较高物质的生产企业环境影响评价，全面调查和评价我国食品中天然放射性水平，选择典型矿区开展氡致肺癌流行病学调查。

高福指出，对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安全评估要按照“健康中国”的基本原则，开展必要的放射效应研究，为揭示生态安全与公众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为痕量放射性物质测量奠定了国际一流的基础。”程建平指出,“通过它能准确评估放射性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分布，也能很好地研究低剂量的辐射效应。”

张丰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列举了多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典型的辐射区域生态承载力如何？当前放射性物质污染情况如何？放射性核素迁移规律有哪些？这些区域应当如何平衡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围绕这些问题，科学家计划在未来几年建立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从而构建典型核辐射区域生态承载力与产业一致性评价技术体系，研发环境修复技术，并开展相应方法和技术的示范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