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珉琦

中国的濒危物种都生活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还有多少活着？由于一直以来，缺乏公开、完整的数据图景，这个疑问始终困扰国内保护生物学工作者。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机构参与到“自然观察”的行动中，用科学的方法监测、搜集数据渐成趋势，保护生物学工作者试图联合他们的力量，去回答那个疑问。

2016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猫盟CFCA、辰山植物园、荒野新疆和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共同发起了自然观察项目。今年5月，他们将现阶段找到的答案编写成了《中国自然观察2016》，正式向社会发布，一并公开的还有那些拥有知识产权的原始数据。

多数濒危物种活得不好

根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观察”项目顾问顾垒的介绍，《中国自然观察2016》评估的对象是1085个濒危物种的保护状况，包括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名录》中的全部物种，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所有受威胁的中国物种，评估的时间段是2000年~2015年。整个评估过程是由大量志愿者阅读已发表的14788篇文献，从中提取出所需的有用信息。

遗憾的是，根据团队设计的四个评价标准——种群数量变化、栖息地变化、保护地覆盖、有效信息，在这16年里，1085个濒危物种的保护状况变好的只有102个，而变差的有738个，剩下的245个甚至没有足够的打分信息。

除了一些明星物种、旗舰物种，野马、白鲟和白鳍豚被认为已经野外灭绝，四川苏铁等物种的野生个体数量小于100，但并没有什么有效的保护行动，还有黄胸鹀，从无危被吃到了濒危……

顾垒表示，濒危物种所受到最主要的威胁是生存环境的改变和丧失，尤其是作为生物多样性水平最高的陆地生态系统的森林。因此，森林的变化也是观察的对象。

他们采用了德国的一套名为“全球森林观察”的遥感数据，通过卫星照片可以获取2000~2014年间全球各地树木分布的信息，从而追溯森林的变化情况。

“总的来说，这些年里全国森林面积下降了3~4个百分点，森林变化最剧烈的省份都位于中国南方。”顾垒介绍说。2000年前后，中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相继启动，从分析结果来看，这些国家级工程并没有让中国的森林总量增加，但是也许减缓了森林减少的速度。

而报告指出，更迫切需要社会关注的是，现有的濒危物种保护体系存在很多漏洞。

首先，自然保护区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公立保护地，对濒危物种的分布区覆盖却严重不足。截至2015年，1085个物种中只有66个物种栖息地被保护区覆盖超过5%。

由于濒危物种的自然分布并不均匀，在有些地方格外集中，这样的地方叫做“热点”。《中国自然观察2016》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现了一些新的热点。而在全国水平上，这些热点被保护区覆盖的比例只有3.15%，尤其是环渤海黄海地区，只有1%左右。

此外，对于大多数的濒危物种，基础信息都是匮乏的。在1085个物种里，只有454个有足够用于计算机模拟的栖息地分布信息。

更重要的是，报告发现，科研对保护实践的贡献其实相当有限。因为在1085个物种里，只有556个物种是被研究过的，另外529个物种完全没有研究论文。被研究过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明星物种或者有经济价值的物种，且大多数研究是在养殖场和实验室进行的，真正来自野外的只占少数。

民间力量是重要补充

不过，顾垒指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间机构收集的基础数据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补充。

《中国自然观察2016》用于物种评估和热点分析的数据里，小部分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积累，大部分则是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收集到的、由民间自然爱好者记录的分布点信息。

比如以栖息地模拟效果最好的濒危鸟类为例，用于模拟的13000个分布点中，只有300个来自科研文献，其余全部来自民间收集。

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在2016年以“濒危鸟种通缉令”形式展开全国范围的重点关注鸟种的记录收集。共开展了15次濒危鸟种调查，共有541人在2124个观测点发布记录，覆盖了所有省市，记录了1197种鸟，还发现了极危鸟类青头潜鸭新的繁殖地。

猫盟CFCA的工作弥补了中国野生猫科动物，尤其是豹的分布信息空缺；荒野新疆关注着乌鲁木齐周边和天山地区的雪豹种群，还获得了近些年来国内首个亚洲野猫活体的记录。

除此之外，民间建立和管理的保护地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自然保护小区、公益保护地、私人保护地和其他类型的社区保护地，等等。比如，江西婺源县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由于顺应了当地群众保护周边自然环境的要求，很快在婺源县乃至全国得到推广。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万个自然保护小区。

在民间机构的协助下，通过社区和政府机构之间签订保护协议形式而确定的社区保护地，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模式实践，也对本地环境的保护起到了显著的成效。

保护的世界因参与而不同

就在《中国自然观察2016》报告发布的时候，自然观察平台已经将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原始数据一并公开；来自合作伙伴的数据，也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公开。公众可以在遵循相应使用原则的基础上，看到它们。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说，关于搜集数据、共享、分析，进而回答保护的问题，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保护生物学中，我们通常很难回答一个问题：某个物种的生存状态究竟怎样？保护是否有成效？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完整的数据图景。而这项工作光靠官方科研机构、科学家个人去完成，是非常遥远的事。”

而近年来，全球各地蓬勃兴起了公民科学家队伍，其中一些人利用业余爱好，掌握了严格的科学方法，投入精力和时间，搜集并分享数据，用于研究和政策制定。在吕植看来，至少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并不逊于科学家。

在国内，吕植更习惯于称他们为自然观察家。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自然观察报告的发布才得以实现。

“不过，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决定公开这些原始数据的确是经过一些挣扎的。”吕植在回应中说，如何让这些科学数据更有力量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有拿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进而思考保护的策略，才能让数据真正转化为保护的成效。”

“事实上，一个物种分布点的信息，也许远不足以使科学家发表一篇论文，但是仅仅让更多人知道它们在那里，就有可能给一个物种争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吕植表示。

今年3月，野性中国在红河上游的河谷——绿孔雀的最后一片完整的栖息地里找到了它们的身影。因为那里处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民间机构和大量公众都参与到了呼吁拯救最后的绿孔雀的行动中。

绿孔雀的结局至今仍然难料，但至少它们一定不会像更多濒危物种那样，在公众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消失殆尽。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垒一直从事的是鸟类的宏观生物学研究，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物种保护从来就不是靠科学家的一己之力可以实现的，它必定是科学家和民间力量深度结合的产物。未来的趋势是，全民参与数据搜集，科学家来提供方法和指导，分析数据，共同探讨制定保护的策略，回馈社会。

“保护的世界会因你们的参与而不同，这也是我们希望更多人了解自然观察这项行动最重要的意义。”曹垒说道。

同时，《中国自然观察2016》发布机构也呼吁，其他持有类似信息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也向社会公开，让这些信息在自然保护实践中发挥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