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辰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很多高明的作者只是把自己原本的宏大意旨隐藏于爱情的幌子之下，借以说明言外之意，今人朱昊晨改编的《玉簪记》就是这样的作品。

话剧版《玉簪记》脱胎于明代高濂写就的同名传奇，后者跻身中国古代十大爱情喜剧之列。讲的是落第士子潘必正、姜子恒来到色空观，自幼出家在此的尼姑妙常、妙幻纷纷动了凡心，经过一系列的误会和波折，终于和潘、姜二人相爱，而一代名医张于湖也爱上了观主潘仙姑——如果《玉簪记》止于修成这三段好姻缘，那么它仅仅是一个落入俗套的爱情童话。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热衷于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种最能迎合中国人心理的设计不知道使多少原本优秀的作品变成了西方的童话。而话剧《玉簪记》改编者一个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给观众提供了一个不确定的结尾，当误会冰释之时，也正是彼此分别之日——潘、姜二人即将远赴临安赶考，而考试结果以及二人能否回来，都是拿不准的事情，彼此间的承诺只代表了言说者的一面之词，这个结局给观众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其实这才更像是狰狞生活的本来面目，它原本就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让身处其中的人们不由得不相信命运和怪力乱神。张爱玲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实在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川端康成则更加看得开，他早对自己的自杀作了说明：“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这句话也可以改成：无言的告别，就是永恒的相守。没有结果的爱情也是一种爱情，是一种更加长久的爱情。

以这样一种理念，来诠释色空观和人世的无常，再合适不过，这也是该剧另一个成功之处。我喜欢演员们在落幕之前一起合念的《红楼梦》里的诗：“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整部戏至此为之一变，由爱情喜剧成为了警世之作，台上人用一种十分庄重的方式述说着人世的幻渺无常，功名利禄、青娥红粉到头来都不过是空花泡影。就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就代表了一生一世吗？人们只能相互陪伴着走过某一段路，时辰一到，都难逃曲终人散的宿命。改编者一方面歌颂了积极的入世、伟大的爱情与善良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对以上种种投去了一丝不屑的冷笑，尤其剧中对于“耳鬓厮磨、两相厮守”的怀疑甚至否定倒很有些像孔尚任的《桃花扇》。“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同样是《红楼梦》里面的诗，虽然近乎恐怖，但事实如此。改编者在某种程度上颠覆并超越了高濂的世界。

此剧第三个成功之处，是突出了原作者对于戏中人一份深深的慈悲心。无论所谓的好人与所谓的坏人，都在最后一一亮相，以独白的形式交代身世经历或是一念执着，像是在和观众诉说各自的一曲衷肠，为自己在剧中的所作所为作最后的辩解。特别是其中堪称世俗意义上“第一等坏人”的王公子和霍仙姑的台词让人印象深刻：

王公子：我本是风流子弟身飘荡，飘荡身材风流样，万花丛中游得惯，二十来岁已经娶了妾五房！自从见了陈妙常，辗转反侧到天亮！

霍仙姑：不恋青灯不念佛，误入空门难奈何。都道我蛇蝎心肠性凶恶，岂不知也曾是香闺绣楼女娇娥。

如果说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事和坏事，那么也同样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只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禀赋和际遇，使得人皆有所欲、有所求而已。

话剧版《玉簪记》是对原著的超越，对于中国古代的戏剧作品也应该做些整理国故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化腐朽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