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柴葳

“海归”博士赴国内高校任教不是新闻，“土生土长”的本土博士生赴国外知名高校任教就是新闻。对于与国际接轨时间不长、发展仍存在差距的经管类博士来说，更是如此。

去年11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邹韬，成功受聘澳洲国立大学（ANU）商学院，成为光华管理学院第五位直接获得海外教职的学生。几乎同时，该院博士生姚晶晶也接到了法国里尔科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职聘书。

在向澳洲国立大学提交了个人简历、研究综述和教学陈述等申请材料，并经历了包括介绍学术研究情况、学术报告、面试、答问等环节在内的持续两天的面试后，邹韬收到了澳洲国立大学的聘用通知，“不敢相信”是他的第一感觉。因为这不仅是一所在2015年至2016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第19位的一流大学，还是他的导师陈松蹊教授的母校。

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美国统计学年会、国际概率统计学年会等大量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在加拿大、美国高校的交流经历以及担任学院本科、硕士、博士、MBA、国际MBA以及EMBA助教的经验，或许都是邹韬获取澳洲国立大学教职的“敲门砖”。

“我们本土培养的经管博士，能获得海外教职非常不容易。因为教职与其他职业不同，它对学术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龚六堂说。

“30年来，中国的商学教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但与数理化等起步较早的学科相比，我国的商学教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国际水平有很大差距。”龚六堂将这种差距归结于商学院教育所处的经济环境与学科自身的发展。“毕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仅有30多年的历史，国内商学学科发展也仅有30多年。”

自2008年光华管理学院第一位在海外获得教职的博士生曾玉萍，赴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任职以来，该学院几乎每年都有博士毕业生获聘海外教职，由过去从海外单向引入博士，到现在向海外学术界输出由中国本土培养的经管博士的改变，正在未名湖畔悄然发生。

从前，受限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而起步较晚的商学教育，一直是“闷头办教育”。那时，国内商科的教学体系、研究体系、培养方式、语言交流方式等，都无法与海外对接，也就自然无法在学术上与国际对话。

“学院强烈地意识到，国内商学教育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于是着手改革。”龚六堂介绍说，光华管理学院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即努力实现培养体系与国际接轨。学院大刀阔斧进行课程改革；逐步完善硕博连读博士候选人选拔机制及研究生课程体系，取消博士生导师招生制度，按专业方向统一招生；设立全英文授课的IPHD项目（国际博士），培养商学院研究人员、高等教职人员。

在龚六堂的记忆里，改革中有两件事震动比较大：一是“一刀切”停招在职博士生，一是将导师招生的权力收上来。“停招在职博士生是一种导向，主要是为了保证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第二项改革是取消博士生导师招生制度，不让导师选，而是按照专业统一招生。后期，又顺利推出了全员博士生导师制度，让学生从学院100余位教师中自己选择理想的导师。”

2012年，光华管理学院率先推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逐步从以考试为基础的应试选拔机制转向申请审核机制，从学科背景、专业素质、研究技能、外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多层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面向国际接轨的多项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启动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计划、资助博士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还是设立“博士生长期出国资助”计划，每年资助优秀学术研究生前往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进行交换学习和研究，都让光华管理学院逐渐看到了国际化的曙光。

“目前，学院50%左右的博士生可以在国外知名院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这可以让国外的院校对中国学生有‘可见度’，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学生的研究水平。当学生应聘海外院校时，这样的‘可见度’就非常有帮助。”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徐菁介绍说，很多学生在交流期间与知名教授合作完成了高质量的博士研究与论文写作，得到了海外院校学者的认可。

龚六堂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也会进一步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经管博士“走出去”。“而中国商学教育要做的，除了用国际标准衡量学术研究外，还要更加密切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将研究与本土管理实践相结合，这为我们在国际学术界做出特色研究提供了很大空间”。（原标题：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博士生近年来屡获海外名校教职——“土博士”何以执教“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