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2.8亿元招标采购506台仪器设备，其中拟定进口仪器设备占97.8%，国产仪器仅占2.2%——
■本报记者 王珊
事情要从农业部在官网上挂出的一则招标公告说起。
这是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仪器设备统一招标采购——农田观测和实验室分析仪器的一则公告，内容是农业部要投入2.8亿招标采购506台仪器设备。
“这不正是我参与论证讨论过的项目吗？已经启动了呀。”“有点兴奋。”这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农业仪器应用技术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蒋士强看到这一信息后的第一反应。
蒋士强从2010年开始参与“十二五”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论证。该项目意在通过打造30个“学科群”、228个重点实验室，来解决制约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难题。
仪器招标意味着项目的开启。然而，在细读了招标仪器一览表之后，蒋士强更多的是吃惊——招标采购的506台仪器设备中，拟定进口的竟然占97.8%，而拟定采购国产仪器设备仅占2.2%。
而在逐步检查了各项拟定进口的仪器项目后，蒋士强发现，很多类似的国产仪器其实可以达到进口仪器的同样性能，很多仪器甚至已被国内科研机构普遍使用。
颇为费解的选择
微波消解仪是众多拟进口招标设备中的一种。该设备主要用于从土壤、植物、矿物和生物组织中提取各种有效成分，相对于传统的样品预处理技术来说，它具有省时节能、环境友好、快速简便、消解效果好等优点。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所用的微波消解仪一度曾被国外CEM和麦尔斯通公司所垄断。如今，全国有十几家企业生产各具特点的微波消解仪，其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均已解决。“不仅是一般单位、大专院校，甚至是国家重点实验室，都已采用国产微波消解仪了。”也正因为此，招标清单中的“进口”两字让蒋士强觉得颇为费解。
同时，列表中明确标注进口的原子荧光光谱仪也是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仪器。此外，荧光分光光度计、离子色谱仪、土壤养分速测仪、超低温冰箱、人工气候箱……这些都需要进口吗？
充满疑问的蒋士强写了一封信给了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但他至今尚未收到合理的答复。
记者试图联系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但多次拨打电话，没有人接听。
“我国仪器设备的总体水平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但现在也确实有不少仪器设备有了很好的发展。”蒋士强说。2014年9月份发布的《国产好仪器手册》显示，我国仪器设备约有1/3属于高端的仪器设备；约有1/3与进口品水平已完全相当。而此次指定进口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气象色谱仪等就在其中。
在中低端领域应用上，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蓝闽波也表示：“国产仪器应用已非常广泛，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室，国产仪器占有极大优势。”
明显的“排内”倾向
“明确要求进口这么多仪器应该是采购代理机构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来做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法》也显示，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并遵守本法关于招标人的规定。但招标法也明确规定，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由此看来，农田观测和实验室分析仪器的招标有着明显的“排内”倾向。“这样大规模的设备招标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浪费，因为钱是政府给的，肯定要买最好的，否则剩下的钱是要退回去的。”上述专家告诉记者。
这也就解决了蒋士强的疑问，即缘何在国产仪器可行的情况下，还选择进口。其实，早在项目开始论证时，蒋士强就曾对30个学科群、228个实验室的建设设想提出质疑。“学科群建设是否应该突出重点，突出农业科技发展中最紧迫的学科群，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是否也应该挑有前沿性、突破性的实验室来重点支持？”
不过，后续印发的《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发展规划（2010-2015年）》依然指出，要在30个学科群下，建设30个以上综合性农业部重点实验室、170个以上的专业性（区域性）农业部重点实验室。
招标是形式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规定，在符合使用方提出的技术指标的情况下，中投标方可以选择报价最低的单位。
“这样的招标没有考虑科研仪器的特殊性。”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刘忠范说，对于同样达到技术指标的仪器，一台可能10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而另一台可能会需要一天，“招标的形式没有考虑仪器的效率问题等”。
但对像此次农业部主导的项目，很多专家依然向记者表示，这种大规模的政府负责的仪器采购能够通过招标进行资源优化。
而对于个体行为的招标，如课题组层面的仪器购买，“招标则过于形式主义，而且可能会带来恶性竞争。”刘忠范说，不排除很多机构以故意压价来中标。
记者在查阅众多院校的教学仪器采购指南后发现，5万元以上的科研仪器基本上都要通过招标购买。目前，科研仪器基本动辄数十、上百万元。换言之，几乎所有的科研仪器都逃不过招标的命运。
以刘忠范的实验室为例，“我要买仪器，我肯定知道哪个厂家最适合我，也不可能买差的或者贵的东西。”刘忠范说，相比于在招标上下功夫，不如建立科研人员的信用制度和黑名单，一旦发现有不当行为，即严厉处理，增加违法的成本。
《中国科学报》 (2015-06-10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