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 Bushman和他在侵犯研究中使用的伏都玩偶。图片来源：俄亥俄州立大学

说到评估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社会科学项目的价值，一个国会议员的“美食”可能是另一个议员的“毒药”。

2013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给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家Brad Bushman的研究拨款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国会代表对此次拨款表现出明显的分歧。Bushman曾就康涅狄格州纽镇致命校园枪击事件青少年暴力犯罪问题，担任NSF研讨班共同主席。由众议员Frank Wolf带领的拨款小组曾请NSF组织此次讨论，他很期望听到Bushman在这一紧迫性社会问题上的总结与发现。

而近期另一个国会小组也选择了Bushman的研究案例，但该小组并没有把Bushman树立为听证会上的明星。相反，主持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众议员Lamar Smith认为他十分荒唐。Smith以2010年NSF给予 Bushman的一项拨款为例，该基金用于研究意志力的自我控制，Smith认为这项研究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科学委员会就NSF如何管理其70亿美元的年度财政预算与其陷入长期争论。

这次的争议再次点燃了如何评估基础研究价值的老话题。大多数研究人员表示，同行评议会请某个领域的专家进行审核，是判断一项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好方法。他们反对政治家行使其论断。但Smith表示，他只是在做本职工作，他质疑那些看来“明显有些愚蠢”或是对社会“没有多少效益”的研究。

Smith如何编撰他的打击名单对于观望NSF研究经费的科研人员来说无疑是个急迫的问题。而Smith本人对此并没有过多的解释。但从Bushman撞到Smith的“枪口”一事来看，其中依然有大量蛛丝马迹可循。即将退休的参议员Tom Coburn在今年10月份的一份叫作《2014科研浪费流水账》的报告中，就包含了Bushman的33.1万美元的NSF拨款，该研究旨在发现导致挑衅意识的因素，以及如何控制这种感觉。此后数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这项研究称为Coburn所列举的“浪费性”联邦项目框架下的“5项最荒唐的开支案例”之一，其余的还包括国际空间站和联邦官员的行政假期等。（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