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凭造假事件屡屡发生，不仅在中国早已形成气候，而且还有不断向国外发展的趋势。比如2008年11月间，曾有50名中国学生因为涉嫌造假，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今年4月，又有数百名中国学生在法国涉嫌买卖文凭受到警方调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学生的群体形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涉案人员的品质有关，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导向来看，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刚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主张，就听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学历社会”。记得当时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到本世纪末，县处级干部要有本科学历，厅局级干部要有硕士学历，省部级干部要有博士学历。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响彻云霄，致使大家都认为只有上大学才是唯一出路。于是每年高考来临，都会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
然而曾几何时，不要说本科生了，就连硕士和博士也成了“待业青年”。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又哀叹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说明，一方面是学历过剩，一方面是能力太差，此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这让我想起五四先贤对类似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傅斯年在出国前是学文科的，但是进了伦敦大学以后，他却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为此，他除了主修实验心理学之外，还选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当年在北大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应该补上。对于傅斯年的这种不大符合常规的做法，老同学罗家伦分析得很透彻。他说：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件奇怪的事，但实际上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1923年，傅斯年转入柏林大学，选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新兴的比较语言学。在那里，他遇上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毛子水等人，与他们相互砥砺，切磋学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意思是说，他们对学问颇有定力。
尽管如此，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没有获得任何学位。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说：“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终其一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他还说，抗日战争后期，他曾经问自己的叔叔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陈寅恪还说，他自己20岁到了德国后，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对于能不能获得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据说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面非常普遍，大家认为，“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把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俞大维认为陈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俞大维还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1926年冬，没有学位的傅斯年回国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上任后，他除了聘请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学有所长的教授之外，还对自己的学生说：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必须有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能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而大学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与此同时，他还批评把上大学当作敲门砖的思想，认为上大学混文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始终没有把学位太当回事。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例如中华民国成立后，尚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被聘为总统秘书。当时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如果立刻回国，就会受到影响。他向导师请教，导师说：你都可以当总统秘书了，还要什么学位？又如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也是还没有毕业，就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于是他的博士学位迟拿了10年左右。
前不久，我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几位台湾同行为胡适的学位问题争论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胡适的博士学位会迟拿10年左右。为此，我以傅斯年、顾维钧、陈寅恪为例，说明那个时代的人看重的是学问和能力，而不是学位与学历。我知道，台湾同行大多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而我自己连中国三流大学的门也没进过，因此很难说服他们。于是我想，倘若“中央研究院”的老前辈傅斯年在世，也许会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作者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