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

 

38岁读博士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从未想过，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38岁高中学历，从三轮车夫到复旦大学博士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足以传颂的“佳话”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人对学问的执著，还有一门学科无尽的魅力，一位学者惜才的慧眼，一所大学开放的心胸……

 

 

一个高中学历的下岗工人，曾经的三轮车夫，怎么能被复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对记者的问题，作为蔡伟读博主要推荐人的裘锡圭先生没有直接回答，却强调并不主张蔡伟曝光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对蔡伟，还有怎样培养的问题。他要是真的好，以后有学术成果出来，大家自然会知道。”

 

在学术圈内，裘先生的严谨务实，是出了名的，他和蔡伟的结识，算起来已有十余年。1995年蔡伟还在自学期间，就给裘先生写过信，裘先生回信赞他：“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告知“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佐子”应读为“嗟子”》，称蔡伟“其言甚为有理”。

 

2003年之后，蔡伟在国学网上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他写东西不多，很谨慎，难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裘先生说，蔡伟一些想法很有见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亘’，‘亘’通常认作‘恒’，从词义上讲不太好理解，蔡伟提出，楚简中常把‘极’写成‘亘’，有终极的意思。对我很有启发。”

 

“我曾建议蔡伟考研究生，他说，英语基础太差，怕是考不取。大概2006年后，我感觉蔡伟有些沉寂，后来听说他为了生计，蹬三轮去了，读书时间少很多。我当时就想，如果蔡伟因为环境不好，就这么放弃了，实在太可惜。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裘先生告诉记者。

 

“古文字这门学问，没十几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是不行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蔡伟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献也没机会读到，但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许多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伟心无旁骛，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

 

 

能力是一方面，也许更打动裘先生的，是蔡伟对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学的真心热爱。

 

蔡伟在国学网上的网名叫“抱小”，有“志向小学”之意。“小学”，为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后来章太炎将其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小学”作为专门的学问，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只是当代大多数人可能对其很陌生。裘先生告诉记者：“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大多从古书中来，但古书有流传下来的，也有散佚的，还有被后世篡改的。要了解历史的全部，还需要不断地发现和修正，比如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边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读懂这些文献，搞清楚真正的古代是怎样的，我们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根源又在哪里，古文字研究是基础。”

 

此层意义蔡伟并未深思，他出身普通，父母都是工人，对古代典籍的热爱，出于天生的兴趣。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先生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

 

蔡伟给记者看他抄写的《方言》和《尔雅》这两本典籍。发黄的纸页，褪了色的钢笔字迹，扉页上的时间显示是1993年，那时蔡伟已经高中毕业两年。他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它科目的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在锦州，这些书只有图书馆有，复印费对我来说太贵了，只能抄下来。”蔡伟说。

 

1994年，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对物质生活，蔡伟没有野心，挣的钱只图个温饱，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家里人不懂我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蔡伟说，父母和妻子都是普通人，没求他飞黄腾达，“只是偶尔觉得很孤独，周围没人能跟你交流。”

 

2007年，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蔡伟开始蹬三轮，“多的时候一天能挣30来块，比摆摊强，看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写信给北大的年轻学者董珊说。董珊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师刘钊教授，恰好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要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在和裘先生商量后，中心决定临时聘请蔡伟。

 

去年9月，蔡伟来到上海。今年，在裘先生的推荐下，已38岁的他，又获得了考博的机会。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说，蔡伟入学后，必须先完成本科及硕士阶段的学业，再修读博士。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学校将在科目上做一些微调，比如可以免修英语，改修日语，一是蔡伟从头学起来容易些，二是日本也有同类研究，今后有益于他阅读国际学术报告。“复旦招收蔡伟，是出于对人才的爱惜，应该对他负责，给予他规范、完整的学术训练。”

 

“与科班出身的研究者相比，他的知识结构较偏。”刘钊教授告诉记者，“比如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的知识，都有所欠缺，需要恶补。”对此，裘先生也有同感，由于条件所限，蔡伟主要看前人的研究，比如乾嘉学派王念孙、王引之的东西。“王氏父子当然了得，但如果完全跟着他们走，也超不过他们。把蔡伟招进来后，要对他加以训练，让他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多看一点文献。我们还要提醒他注意自己的不足，例如外语。尽管出土文献和古文字都是中国古代的东西，但目前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要引用别人的成果，和别人交流，都需要外语。”裘先生说。

 

对未来，蔡伟自己并无太多打算，他妻儿仍在锦州，妻子送报谋生。来上海时，除了生活必需品，蔡伟就带了一个大箱子，里面是他多年积攒的书。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与交流，蔡伟已很满意、感激。

 

“这么多年，蔡伟做这个事情，不为名、不为利，就是想把古书念懂，就像猜谜，猜出来了，把问题解开了，就觉得有意义。你问他搞这个东西为了什么，对社会有没有贡献？他恐怕回答不上来。话说回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允许蔡伟这样的人存在，并能提供一个环境，让他有能力往感兴趣的方向去发展，这对基础学科和社会文化都有极大的好处。”裘锡圭先生对记者说。

 

在蔡伟手抄的《尔雅》上，扉页上写着：“积微言细，自就鸿文”。这是蔡伟21岁时的自勉，意思是从细微处积累，努力奋进，最终取得大成就——对这句有点野心和志向的话，38岁的蔡伟非常不好意思，他说做学问，自己尚在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言的“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条走了近二十年的学问之路，永无止境……

 

——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

 

新闻视点：录取一个高中学历的学生为博士生，听说在复旦百年校史上是首次？

 

顾云深：说首次不太恰当。现在的复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1978年报考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时，就是高中学历，考了第一名，1983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苏步青先生当年招的研究生中，也有高中学历的，现在有些成了数学家。这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过去一直有一些。比如梁漱溟没考取大学，蔡元培让他当了北大哲学系的教师；沈从文小学没毕业，胡适却把他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体现了大学代代相传的气度和精神。

 

新闻视点：在现在学位授予制度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录取蔡伟是不是更困难些？

 

顾云深：2000年起，复旦实施了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裘锡圭先生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当然有这个资格。但蔡伟确实更特殊一些，因为按现在的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而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教育部，和相关部门作了沟通。

 

新闻视点：这种教授自主录取硕士或博士生的模式，有没有可能更大范围推广？

 

顾云深：复旦已经在上海医学院等院系探索改革，变传统的博士考试制度为国际惯行的申请考核制度，申请读博的学生必须提供自己硕士期间的成绩、论文、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以及5000字的继续深造计划书，同时还得有两名具有高级职称专家的推荐，考核的环节相当于面试，学生进行20分钟左右的陈述，然后回答导师的提问，录不录取这位学生，决定权在于导师。

 

新闻视点：大家会比较担心，这样是不是有黑箱操作的可能？

 

顾云深：某种程度上，考试当然是最公平的做法。但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尤其是博士生阶段，需要的是对某一门学科特别热爱、愿意钻研、且有研究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最会考试的人。我们至少应该把招博士生的权力还给教授，因为他们最有资格去判断什么样的学生最合适。黑箱操作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有严格的监管制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责任，应当由学校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有一个好的制度，给予教授充分的信任，我相信大部分教师都会非常珍惜自己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