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一次关于中国科技政策的沙龙上，一位长期生活工作在我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华裔学者，通过30多年来对中国科学的观察，就目前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低比例徘徊的局面，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这种长期的投入不足，可能会导致一种不健康的循环。
不健康的投入循环？
这位华裔学者是来自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余永贤教授，他还曾担任香港科学技术进步协会副主席。
作为中国科学的旁观者与局外人，余永贤对30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提出了一些问题：过去30年，中国科技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极大地促进了创新与生产力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基础研究投入比例的低水平徘徊是否会削弱创新的基础？科研工作的应用导向是否走过了头？在科学与技术知识的供给上，政府与市场各自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对30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的投入，余永贤进行了国内外两个向度的对比。以国内来说，与星火计划以及其他应用研究相比，无论是专门投入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是科技部针对基础研究启动的“973”等项目，经费比例明显不足；同时，这些本来应该用于基础研究的项目，依然有很大的比例投入到了偏应用的领域，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加。与国外相比，目前中国5%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根据余永贤提供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稳定保持在18%左右，日本则在13%左右，法国等欧洲国家超过25%，瑞士更是接近30%。
余永贤观察到的问题，也正是近几年国内科技政策研究学者以及一线科学家们深刻关注与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根据从其他国家获取的教训，余永贤提出了更长远的担忧。
他举例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农业科技较发达的国家，十多年前，他们曾将研发经费大量投入农业领域，在农业稳定发展、国家富裕之后，想发展更多的领域时却遇到了问题。由于农业发展时间长、水平高、队伍庞大，使得这个领域在申请经费时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于是新的投入依然大量落到了农业中。余永贤说，长期投入比例不均衡，很容易导致这种不健康的循环。
一个历史与认识的局限
在沙龙上，针对余永贤提出的问题，特邀嘉宾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明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以及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的多位学者，进行了解答与讨论。
吴明瑜在发言中说，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建国之初，中国科学在长期落后的局面下起步是很艰难的。新中国科学从接手中央研究院这样一个不到200人的机构，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在建国之初，民生问题是首先要考虑的，军事的需求也是头等大事。他表示，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科学是带着这样的历史局限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的局限中裹足不前，要有更长远的发展的眼光。
吴明瑜认为，认识的不足是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低的首要问题。他说，目前中国官员普遍科学素养不高，导致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很容易产生“最后一个馒头才能吃饱”的认识偏差，只看到了最终成果是在应用科学领域产生的。
此外，他认为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基础科学水平的一个重要问题。基础科学尤其需要杰出的科学家，需要创造性思维，而我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建国后这几十年的文化传统，导致了对奇思妙想的压制，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最终影响了科学的创造力。
统筹科学，一个长期的难题
从科学研究投入的机制上，王元对影响基础科学投入的不利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从科研机制上看，以项目为主的投入和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科学的投入水平，也造成了国家投入渠道不畅通的问题。
王元认为，目前的研发组织体制将在未来深刻地影响基础科学的投入水平与投入的有效性。他说，基础科学的投入水平高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尺度，而稳定持续的投入对基础科学才是最有价值的。这种稳定意味着人才的培养，数据、成果的积累。而从目前科研经费和科学家的收入来源看，只有少数来自相对稳定的拨款，大部分都来自项目。这种收入来源很难保障基础研究所要求的状态特征，即科学家们长期稳定地“聚在一起”。因此，他认为，要保障基础研究，首先要保障稳定的组织模式，即国立科研机构。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却恰恰相反，大多数优秀的科学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追逐项目。王元说，最让人担心的是，当他们埋头在项目书中，“猛然抬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把握未来科研方向的能力”。
科学组织协调在我国一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从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看，一些学者表示，其结果是完美的，而过程是痛苦的，协调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王元表示，对中国来说，统筹科学在未来也将是一个长期的难题，需要由政府部门对全国的科学从空间到组织进行全面、多角度的规划，并建立起一个负责任的中间组织进行协调，将政府决策和科研活动分离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