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当有“孤往精神”。学术贵在专一，曰用心专一，曰用情专一。韦伯说，19世纪以来，一切知识上的进步都是由专业人士推动的。我的补充是，那些对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专家，多具有执著的追求和献身科学的精神。他们不是把学术当做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赋予学术以一种与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如黄侃说：“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如熊十力说：“做学问，要像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陈寅恪就是这样的典范，用余英时的话说，他“对中国文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的生命已完全托付给了它，一切著述也都是为了阐发它的最深刻的涵义。怎样谈陈寅恪呢？我们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

 

一个好的学者，应心中有事，意中有人，眼中有泪。心中有事，即应深知人生责任所在，如王船山自题其座右铭曰：“吾生有事”；意中有人，即服膺在本专业登峰造极的人物，如杨时“程门立雪”，如齐白石“愿为青藤门下走狗”；眼中有泪，即魂牵梦绕，喜怒哀乐，惟在名山事业，如艾青诗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若为了给学术派上学术之外的用场，使学术失真变味，蜕化为追逐名利的工具、讨价还价的砝码，投机钻营的手段，甚至如丘成桐说，“把学术搞成了权术”；若为应付考核，晋升职称，捞取经费，甚至加官晋爵，以及为申请重点学科，建设教学基地，进“211……无不背离了学术的宗旨。在这种情形下取得的所谓的学术成果，难免粗鄙平庸、东拼西凑甚至抄袭剽窃；学人满面乞儿相，安能具备学术应有的“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的风骨和气象？

 

 

明代学者吴梦祥主张，做学问须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或作或辍，一曝十寒，则虽读书百年，也不见得成器。学术贵在专一，曰领域专一，抱元守一；曰持之以恒，始终如一。术业有专攻，“少则得，多则惑”；人生苦短，心无二用，须“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民谚曰：干一行，爱一行；熟能生巧，水滴石穿。做学问，打拼的是脑力，须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一个人，毕生向学，专注，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咬住青山不放松，建立并不断巩固自己专业领域的根据地，自然能够在本专业掌握话语权，取得他人无法取代和难以超越的成就，在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不专心致志的学术是伪劣学术。古人云，“黄钟毁弃，瓦釜齐鸣”，“假作真时真亦假”，目前学术界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确也触目惊心，一如高岩所说：“众多从本质上既没有做学问的素质，更没有面壁十年、承受寂寞、将知识体系一点点向终极真理推进的伪学者充斥在中国的学术圈。”在弄虚作假、欺世盗名、投机钻营天下滔滔者皆是的景象下，仍坚持学术操守，不慕浮名而务潜修，不慕虚荣而甘枯淡—“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誓将学术进行到底的学者，已属凤毛麟角，也尤其难能可贵。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谈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说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的像孩子，无机心、少俗虑。朱寨说，“文革”期间，俞平伯“即使个人处于生死攸关的逆境，他对知识的崇敬追求之心也丝毫未懈”。丁肇中四十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自己成功秘诀的概括是：“与物理无关的事情我从来不参与。”学术贵在专一，曰恪守学者本分，固守学术边界，捍卫和提升学术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在古代中国，社会分工水平低，官学不分，所谓“学而优则仕”，学者与官员几乎就是一码事，都属于“劳心”与“治人”一族。在现代西方，社会分工细致，社会多元，按照韦伯的说法，社会成员分别在三个相互之间相对独立的领域各行其是、各得其所：政客贪权，谋求官场中的地位；商人爱钱，竞争市场中的地位；学者图名，提高社会中的地位。学术界系因独立自主，方得以独成一系。

 

但在当下，社会尚在一元和多元之间，产官学之间的界限有欠明晰，学界像官场，又像市场，学者则方寸紊乱，“渭水钓利，桐江钓名 ”，有机心、多俗虑；专家之意不在学，而在乎官商之间；富贵之乐，得之心而寓之学。成功的学者似乎应该“左手生意，右手学术”；更有学者沾沾自喜，声称他能够游刃有余地使用四套话语系统应对我们生存着的世界：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和江湖的。

 

殊不知学界的阵地一旦失守，就难以追求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认定，其结果，必然沦为权力和金钱的俘虏、卑躬屈膝，再难以对这个世界表达独特见解，也难以拿出具有独创性的成果，学术应有的骄傲与尊严也将随之丧失殆尽。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令人欣慰的是，当下，依旧有这样的学者，他们定力十足，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俗，不帮忙，也不帮闲，在滚滚红尘中特立独行，“虽千万人吾往矣”，毅然决然地摆脱鲁迅所说的“三重奴隶”困境。他们，才是真的学者，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